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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其理外，其实我们都在等着这一幕，但是当郑民被叫走后，我们又都陷入了面面相觑的沉静，毕竟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可是却干了“告密”这样的事，多少觉得有点不太光彩，同时我们也都各自揣测着郑民接下来的遭遇。

郑民是在指导员的陪同下回的宿舍，他一直耷拉着头，闷不吭声。指导员简明地交代了下，说郑民从今晚起暂时和他住，说完就收拾起郑民的床被。指导员是我们学校光学系研究生，我们进大学时他刚好毕业，因为没找到更好的工作就留在了学校当指导员，主管我们的学习等日常生活。学校为了方便他开展工作，就在宿舍楼底层给他安排了一间住房。等指导员再次带着郑民离开宿舍后，我们也再次陷入了沉默。

郑民搬走后，在一楼的楼道上倒仍旧常能碰着，每次碰见我都觉得有些尴尬，相视一笑，就默然离开。在教室上课的时候，我倒是经常偷偷望向隔着几排座位的他，他戴副厚厚的近视眼镜，总是笔直地坐着，神情庄重。

后来，这么过了半个学期，在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指导员又带着郑民搬回了宿舍。

指导员很体贴地帮着郑民铺好床后，就把郑民支去打开水，然后对我们说，郑民其实不是我们认为那样心理不正常，精神方面并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家境不好而已，自己想多了就和我们产生了隔阂，又没有及时化解，就显得性格怪癖了些，希望我们不要对他有成见，应该在生活上对他多给予帮助。指导员也叫我们放心，在他的开导之下，郑民已经变得开朗了很多。听完指导员的话，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地如释重负，原来我们一直都还在对举报之事内疚。

指导员说的没错，郑民真的变开朗了不少。他开始主动和我们聊天，还一起参加课外活动。没事的时候，他仍旧喜欢坐在床上看书，只是再也不会坐上窗台傻笑。知道他的家境不好后，我们也有意无意地尝试分一些自己用不完扔掉又可惜的东西给他，他也总是欣然接受，并不像我们担心那样会难为情。于是，我们相处起来也就愈发自然。慢慢地，也就全然忘记了之前有过那么一段不知道该怎样冰释的前嫌。

大一临近期末的时候，我们宿舍里的一帮人谈到了即将回归的香港。谈着谈着，就有人提到了宝岛台湾。那时的大学生都有着极高的政治抱负，一说到台湾就耳脉贲张，大有挽起衣袖就要去将之收复的架势。就在大家热血高涨激情四射之时，郑民却冷不防地冒出一句，“你们就只想着去攻打台湾，可就没想到这样做会涂炭生灵。”我说，“郑民，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收回的问题，怎样收回是政府的事，想必在收复问题上他们也会不择手段。”“与其那样，不收回倒好。”我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句话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就发展成了我和他的争风相对。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我也就觉得这挺幼稚，就有意地沉默起来。郑民却不肯，仍旧对着我闹闹不休，我也是一时冲动，就冲他啐了一口，还骂他有病。这可不得了，郑民瞪着双眼就要向我扑过来，多亏宿舍里的人眼疾手快，才把他拦截了下来，制止了我和他的一场打斗。不过，我跟郑民的怨却铁定是结下了。

那次争吵后，我跟郑民一直没有和解，就这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总觉得住着不舒服。

期末考过后，我没有回家。那段时间，F城一直大雨不断。我便托人在学校附近给我找了间房。自己算了算，平时少花点，再加上在外面书店找了份兼职，除了能应付比住校多出的房租外，还能有点剩余，更重要的是可以求个清净。于是，在放假后的第一周我就搬了进去。

从学校去租房的路上，要拐过几条巷子。租住的地方是一个阁楼，共三层。走在楼下的时候，见到阳台上晾晒的全是年轻人的衣服，料想房东定是把整个阁楼都租给了像我这样的学生，一时间就觉得阁楼更加的亲切。那时的F城有着各种各样的大学。据说文革后，F城出了一位博学的市长，上台后就开始没日没夜地整治F城的教育工作。于是，短时间之内，众大学就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到如今我们学校东面南面西面北面都有着好几所大学，俨然一副大学城模样。

我租的小房间在二楼。屋子只有十来平米，放了一张小床、一个写字台后已然有些拥挤，显然是房东为了增加住客量而刻意进行过重整，仔细一瞧，果然能从墙缝上看出拼凑的痕迹。庆幸的是，房间连着一个阳台，既可用来晒洗衣服又可用来观赏风景，对这样的构造，我格外满意。我按照自己喜欢的布局将衣服书籍等物什一一摆放好。东西本来就不多，大部分都是书籍，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