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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兵营、第一兵团司令部军法处和政工处、省党部、中统长春区、国防部史祚炎高参办事处、长春督察处等组成。郑洞国任主任委员。王中兴任主任秘书承办具体事宜。

“特秘处”建立几个月便审批逮捕二百多人，签报上级审核杀害四十余人。

在“特秘处”这个特务的联合体中，督察处起到了核心作用，它是“特秘处”罪恶活动的主要承办者。

⑤　尚传道：原国民党吉林省民政厅厅长兼长春市市长。1975年3月获特赦。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港澳台暨海外组组员，美国源流出版社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⑥　段克文：据1975年第七批特赦国民党人员名单记：“段克文　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据尚传道《抚顺改造回忆录》记：段克文“1946年任国民党东北行营第二处秘书，趁二处处长文强公出的机会，窃取文强私章，自写介绍信，冒充少将，跑到永吉骗得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的信任，派充省府参议，伊通县长。”又据尚传道《新生的摇篮》记：“前后特赦或刑满释放的战犯八百多人中，据知只有一个叫段克文的叛变真理，跑到美国去干他原先的特务勾当去了。”

第三章　网开一面

监号来了一个新犯人，是邹瑞亭，军统长春站离职的组长。我在督察处时，与我往来颇为密切。

1948年4月他从长春兑了许多款子去了北京，现在怎么又捕了回来？

邹瑞亭进屋来的时候，脚刚踏进屋内，把行李往地板上一放，两手便一举：请大家多关照！露出了家礼。坐下之后，他说我算完了。大家问他是什么官？他说是军统局少校组长。大家笑了，说：“我们这屋有个督察长叫关梦龄的，都没有事，你这个组长，不在话下。”

他认出我来，站起来拉了我的手说：“见到你真不容易，北京的朋友都说你被镇压了。长春市除了你还有谁？官大的多了，可是实际办事的你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能看到你，我对宽大政策不怀疑了。你胖了。”

我们俩坐下来谈起来了，他说：“1948年我到了北京，带了许多款，有几百两黄金，不成想被长春一个商人杨霭祥骗去，没要回多少。没有办法，我借了几个钱，开了一个煤铺，1950年到了天津，天津公安第十分局找我去谈话，叫我以灰色面目出现，一方面叫我做买卖，一方面叫我给他们做工作，戴罪立功。我只在长春认识一些人，这样，经过了10个多月，我什么也没有干，一点成绩也没有，于是便把我逮捕，由天津解到这里。我认为这回算完了，在小红楼的一个小屋子，我把手指咬破，在白衬衣上给我老婆写了一句话：“瑞玉永别。”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天津，她们还不知我被解到这儿。想不到你在这儿，我高兴极了。”

我问邹瑞亭，在北京都看到了什么人？长春的朋友都有谁到了北京？他说：“长春站站长项迺光在1948年11月从长春化装到北京，站上的总务组组长于浩跟他一块去的。当时我在天津，项迺光派于浩到天津找我，要他的那个白金杯。原来在长春的时候，项迺光交给我一只白金杯，叫我带到北京给他经营一下，这一次他派于浩索要，我没有钱便没给他。后来他们就飞走了。”

“督察处长张国卿与项迺光前后脚到的北京，在北京交道口老刘家住了一个礼拜，也坐飞机逃走了。”

我感到邹瑞亭太势利眼，人家的东西为什么自己变卖了，还不给人家钱？项迺光已经不是长春站长了，管不着他了？小人作风。

邹瑞亭是地痞流氓，日本特务腿子，给日本人抱孩子，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后来又给白俄当仆役，又学会了俄语。伪满于长春警察六分局当特务股长。六分局住了许多白俄，归他监视，作了许多罪恶勾当。光复后，花钱运动参加了军统外围。在北京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当外勤督察员。有一次，派他去抓土匪，他不懂特务技术，叫门的时候，站在门的中间，手一敲门，里面“啪”地一枪，把他的右腿击伤，土匪没有抓着，自己先挨了枪子儿。谈起来真丢人。特务机关认为这种人没用，便放在一边不派他工作。他在医院把伤养好，一看没有人理睬他，又托人写了一封信调到东北。到沈阳后，他给军统局东北区秘书主任陈绎如行了贿，便派他到长春站工作。在长春站又行贿副站长袁士举，派他为少校组长。1947年春，因为长春战事紧张，他私自逃到沈阳，擅离职守，长春站当时的站长王力，即刻把他开除。可是他仍与军统的大小特务勾搭，以后认识了项迺光，认识了我。投机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