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3/4 页)

计划让三个省（市）的私营企业主出任省级工商联会长，他们对候选人有两点“强调”：强调所属企业的纳税额、在本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或光彩事业的业绩，强调社会主义的公私观、义利观、信用观和法治观。而这两个强调，都设定在一个前提下：保证政治标准。

考察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从政”的制度细则，我们可以反观《世纪大拍卖》作者弗里兰在中国版序言中的论点。她在确认“俄国的样板对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同时，还指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差别”，譬如，“中国执政党的权力相当稳固”。

或因为此，像传说中的霍尔多科夫斯基那样，把政治*挂在嘴上，希望俄罗斯修改宪法建立议会*政体，以便捞取国家权力宝座，在浙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是不可思议的。确实没有哪个阶层，像他们那样对宪法的修改，寄予绵绵的期待。直到2004年春天，去人民大会堂参与国事的浙江私营企业主们，始终没有停止促使国家修改宪法的呼吁。然而，他们对修宪的期盼，只是经济*，无涉政治*。究其实质，他们关心的是经济，而非政治。他们呼吁的不过是财产权的保护。诸如“*保障”这样的字眼，是绝不会坚持不懈地出现在他们的提案和议案中。

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企业家，不是政治家。尽管他们已经拿到出入北京人民大会堂议事的“门票”，他们参政的心态大抵还停留在政治满足、社会认同、追求公益的层面上。至于那些参政层次远低于他们的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目的，除了江湖人混迹庙堂之上的虚荣心，剩下的不过是想象中的生意上的便利。

跑来跑去，思前想后，他们知道，生意做不好，参与*政治，是没什么益处可言的。前车之鉴，就停留在并不遥远的身边。距离南存辉老家不足一百公里的小镇上，20世纪80年代活跃着一个叫叶文贵的私营企业主，20年前发黄的《人民日报》还有他商人从政，破格提拔为副区长的消息，而今，浙江私营企业主明星团队中，再也没有他的名字。这个债台高筑的人，只给当年对他艳羡不已的晚辈后生们，徒余一声叹息，并作为一个案例警醒试图从政的后来人。

概而言之，只要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开放的前提和条件不发生原则性的变化，精神文化背景始终不曾偏离儒家的私营企业主们，就不会成为俄罗斯式的寡头。无视这样的前提和条件，任意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比较，最终占据我们头脑的结论和情绪，就将是错误的、慌乱的。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金钱政治，可怕的不是金钱

私营企业主自费拓宽民意渠道，如何见微知著地影响正在走向宪政的中国？老板出身的人大代表缔造的中国特色的议员工作室，究竟为谁代言？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前，我走马浙江，相继考察了在杭州的四级人大代表联手设立的“热线工作室”，义乌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络点”，温州的“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前者是个短期运行的临时性机构，而后两者看上去像是常设性机构。调查三个民意平台的日子里，无数个*神经的细节晓谕我：如果说老板代表自费搭建民意平台，是一种隐忧重重的“金钱政治”，那么可怕的不是他们的金钱，而是他们的“政治意识”。

浙江人大代表老板化的趋势一度让外界议论纷纷。一位对此趋势感到不安的浙江人列举了一个三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事实说，1988年她第一次当选时，一起从杭州奔赴北京开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老板；1993年她第二次当选时，就有少数老板跟她一起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8年她第三次当选时，惊讶地发现一些以工农身份当选的老板代表，替代了真正的工人和农民；2003年她落选了，但从报章上察觉，除了党政官员，余下的全国人大代表，一半以上来自实力雄厚的有产者阶层。据说，她很担心，担心人未到京写作班子已住到京都各大酒店的老板代表们，能否像被他们顶替了名额的工人农民代表那样，为底层民众说话？

她的担忧固然不无道理，却太多偏颇。单纯地认为老板代表就是老板阶层的代言人，亦不妥当。在杭州发起四级代表热线工作室的万事利集团董事局主席沈爱琴，“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工作室”中的周晓光，“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的主持人周德文，都是自己挣钱自己花的私营企业主，他们自费开通热线电话，设立“工作室”，起因是为人代会准备议案，过程和结局无不体现他们洞察社情民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