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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他太弱了，都脱水了。要照顾好自己，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挑走。能吃就吃！什么都得吃，任何时候都得吃，能吃什么就吃什么。在这儿，体质虚弱的人是活不长的……”

但他自己瘦骨嶙峋，枯萎虚弱……

“我活下去的惟一理由，”他总是说，“就是想知道瑞泽尔和小东西们是不是还活着。要不是为他们，我早就一了百了了。”

一天晚上他过来看我们，满脸都是喜色。

“刚从安特卫普押来一批人，明天我就去看他们，他们肯定有消息……”

他走了。

我们再也没见到他。他得到了消息——真实消息。

晚上，我们躺在简易床上，有时哼几段哈西迪小调。阿吉巴·杜马常用深沉、严肃的低音讲一些令人心碎的往事。

有人提起上帝，提起上帝神秘的行事方式，犹太人的罪恶，赎罪日的到来。至于我，我已不再祈祷。我赞同约伯约伯是《圣经》中的人物，备历危难，坚信上帝。精神，不否认他的存在，但是我怀疑他是否绝对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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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第二部分（7）

阿吉巴·杜马说：“上帝在考验我们。他要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战胜卑贱的本性，能不能杀死心中的撒旦。我们没权力自暴自弃。他要是无情地惩罚我们，那意味着更爱我们……”

赫什·格努德精通奥秘教义，他谈到了世界的末日和弥赛亚的到来。

在谈话中，一个念头不时浮上我的心田：妈妈现在何处？兹波罗在什么地方？

“你妈妈还是个年轻女人，”有一次父亲说，“她肯定在劳动营里；兹波罗也是大姑娘了，她也一定在劳动营里……”

我们当然愿意相信这一切。我们这样假定，但是我们相信的依据何在？

所有熟练技工都被送到其他集中营，只有我们几百个简单劳力留了下来。

“今天轮到你们了，”楼房秘书宣布，“你们与下一批人一起走。”

十点钟，我们领了当天的面包。十几个党卫军站在我们四周。大门上的标牌说劳动意味着自由。他们清点人数，我们站在院子里，道路上阳光灿烂，天上飘着一片片白色的浮云。

我们走得很慢，卫兵们也从容不迫，我们很高兴。当我们经过一些村庄时，许多德国人看着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惊奇。毫无疑问，他们见过不少这样的队伍……

我们在途中见到一些德国姑娘，警卫们与她们打情骂俏，姑娘们“咯咯咯”地笑。她们听任别人亲吻、搔痒，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他们全都放声大笑，开心取乐，相互传递爱情字条。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受到打骂。

四小时后，我们到了新集中营：布纳。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

布纳集中营

集中营就像遭到一场流行病的袭击，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只有几个“穿着得体”的囚徒在楼群中间徜徉。当然了，我们首先得淋浴，集中营的主管在浴室旁等着我们。他很健壮，宽肩膀，牛脖子，厚嘴唇，卷头发，看上去挺和蔼，灰蓝色的眸子不时闪出一丝笑意。我们这批人中有几个十一二岁的人，军官对他们很有兴趣，命令拿东西给他们吃。

我们发了新衣服，住进两个帐篷里。我们在那里等候分配，编入不同的劳动队，然后分到某座楼里。

傍晚，劳动队从工地回来了。点完名，我们开始寻找相识，向“老资格”们打听哪个劳动队最好，应当去哪座楼。囚徒们一致认为：

“布纳是个好集中营，人们能保持体面，最好不要分到建筑队……”

我们好像可以随意挑选似的……

管我们那个帐篷的是一个德国人，长着一张屠夫脸，厚嘴唇，两只手就像狼爪子。集中营的伙食看来很合他的胃口，他很胖，胖得几乎走不动路。他与集中营主管一样，喜欢小孩儿。我们刚一到，他就叫人给孩子们拿面包，还有汤和麦淇淋（其实，这种感情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我后来才知道，这里的同性恋者们一直拿孩子做交易）。

“你们将和我一起呆三天，隔离检疫。而后，你们就得干活。明天体检。”

他的助手——　一个相貌粗俗的男孩，眼珠子滴溜溜转——朝我走来：

“你想进一个好劳动队吗？”

“当然，但是，我要和我父亲在一起。”

“没问题，”他说，“我能安排。但是，你得做点儿施舍：你的鞋。我会给你换一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