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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是骄，有内容而看不起人为傲，后来连起来用以骄傲。　而中国文化的修养，不管有多大学问、多大权威，一骄傲就失败。　所以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学，有周公的成就，假如他犯了骄傲，和很吝啬不爱人的毛病，这个人就免谈了。我们中国人，力戒骄傲，现在外国文化一来，“我有了他真值得骄傲”这类的话，就非常流行，视骄傲为好事情，这是根据外国文字翻译错了，把骄傲当成好事。　照中国文化规规矩矩翻译，应该是“欣慰”就对了。　这是几十年来翻译过来的东西，将错就错，积非成是，一下子没办法改的地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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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将来维护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是要想办法的。有许多错误的东西，都要慢慢改，转移这个社会风气才是对的。　这是说到慆慢所引出来的。再回到本文“慆慢则不能研精”

，慆就是自满，慢就是自以为对。　主观太强，那么求学问就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

，为什么用“险躁”？

人做事情，都喜欢占便宜走捷径，走捷径的事就会行险侥幸，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　尤其是年轻人，暴躁、急性子，就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

，这个地方，有些本子是“志”字，而不是“意”字，大概“意”字才对，还是把它改过来。　——年龄跟着时间过去了，三十一岁就不是三十岁的讲法，三十二岁也不同于三十一岁了。　人的思想又跟着年龄在变。“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后悔，已经没有法子了。看诸葛亮这篇《诫子书》，同他作人的风格一样，什么东西都简单明了。　这道理用之于为政，就是孔子所说的“简”

；用以持身，就是本文所说的“俭”。但是文学的修养，只是学问的一种附庸，这是作学问要特别注意的。　由历史文化谈到诸葛亮的学养，到此告一段落，现在再继续原文。

孔子的换心术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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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以现代的观念来说，就牵涉到政治思想，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作法，简明一点就叫政治领导术。　鲁定公所问的，是领导术或领导的方法，而孔子答复他的，是领导的道德，撇开了鲁定公所问的方法。　换言之，乃是在驳鲁定公。认为用方法——手段——是错误的，所谓领导应该是以“德”领导人。　从什么地方可看出孔子这种意思来呢？

就在这“君使臣，臣事君”两句话中的“使”字。　我们知道鲁定公是个诸侯，以一个“王者”——这是随便借用一个头衔来形容的——之尊问孔子，孔子当然也尊重他。　鲁定公问，假使一个帝王领导人，该怎样去指挥下面的干部？相对的，一个忠贞的干部，对于领导人，又应该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处？鲁定公当然问得很客气，很婉转。　而孔子则用两句话，解答了鲁定公这两个对立的问题——“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我们中国文化讲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父母付出了爱心的教养，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两者是对立的。忠也是一样，就如孔子的话，上面对下面以礼，礼敬——也是爱的一种形态，等于父母爱子女的爱心。　这种礼义德业的流行，道德的风行，则下面对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所以这种君臣的上下关系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两句话就答复了鲁定公的问题。有些人看了老子的两句话，认为对于忠孝的观念，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见的。　其实不然，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已。　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表面上误解了这两句话，好像老子是反对孝、反对忠的。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一个不和的问题家庭中，有几个孩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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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个最乖的，于是人们便说这个儿子才是孝子，拚命地标榜他，而忘记了基本上“家庭不和”这个问题。　一个家庭如果不出问题，个个都是孝子，何必特别标榜一个孝子？所以要六亲不和的时候，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　至于“国家昏乱有忠臣”也是同样的道理。　文天祥在宋朝亡国了，才表现出他的忠贞，假使宋代不到亡国的时候，就看不出文天祥对国家有如此尽忠，虽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