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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震撼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乃至欧美和日本的一场世界性的政治运动。至少对于欧美和日本等国家来说，这是一场对各自国家的政治秩序以及由美国支配的既存国际秩序的革命，而绝非“动乱”。

要理解发生在中国的文化活动为什么会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必须对当时日本的社会状况作一番解释。

这场运动爆发的60年代，正是日本在池田勇人内阁的“所得倍增计划”政策下取得高速经济增长、同时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时代。整个六十年代，熊本县的水俣病、新泻县阿贺野川的水俣病、四日市的剧咳病以及富山县神通川的“疼痛”病形成了四大公害，由于患者及其后援团体提起诉讼，日本政府置公害不断扩大于不顾的行为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愤怒。公害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特别是由于工业废水的排放，日本的河川及近海污染加剧。有关药害的诉讼也不断发生。例如因服用安眠药萨利德迈而导致畸形婴儿的大量出生。因服用整肠剂奎诺仿而造成亚急性脊髓视神经病的群发。上述事件的真相暴露以后，受害者们对制药公司和政府提出了控告。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另一场斗争。政府要在千叶县成田市三里冢建设新东京国际机场而强制征用当地农民的耕地，受其影响的大约1000户、3000农民起而强烈反对。对成田农民及其支持者来说，该事件正是战后经济发展中政府的重工轻农乃至抛弃农业政策的露骨体现。实际上，从此后不久的1970年起，政府开始实行了限制水稻播种面积的政策。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首先在于高速增长政策下中央政府和地方自制体的城市规划与主要产业企业相勾结，优待企业而轻视居民的利益。其次是由于对支撑着产业高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医学的盲目信仰。例如，环境污染引起的诸种疾病的真相之所以迟迟未被解明，正是因为科技人员、医务工作者与相关企业在利益上连成了一体从而丧失了客观、科学的判断力，致使他们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

在这种背景下，东京大学的两个学院——一个是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密切相关的工学院城市工学系，另一个是位于医学界顶端的医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们对教授们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并且开始进入无限期罢课。上述举动逐渐波及其他大学，很快全国116所大学实行了集体罢课。此时恰值中国的文化活动如火如荼之时。因此正好互相借鉴、互为引援。

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所引发的上述各种矛盾，是1945年8月日本战败以后20年演变的必然结果。上述经济发展的进程是在日本一味追随美国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的。例如，在麦克阿瑟的占领下，日本由于获得了美国的援助而得以打下战后复兴的基础。随后，1950年6月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介入朝鲜战争，带来了对日本的特殊需要（“朝鲜特需”），促使日本经济在1952年后步入景气局面。

毫无疑问，正是战败当初确立的追随美国的道路。保证了战后日本的惊人发展。美国在当初与日本缔结“旧金山媾和条约”的同时，还订立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美军在远东地区发起军事行动时可以自由使用日本全土的军事基地。作为回报，日本此后置于美军的保护之下，军费负担轻减到仅需维持保安队（1954年改称“自卫队”）的程度。这样，日本几乎沦为美国的附庸国，高唱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事实上渐渐变成一纸空文，在50年代后期美苏核竞争时代到来之后。更是完全钻入了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这正是战后国际秩序中美国所追求的称霸世界战略中指给日本的一条不容选择的道路。

在上述背景下，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订之际，日本爆发了以青年学生组织“全学联”（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为中心的反对该条约改订的“60年安保斗争”，这是力图摆脱美国统治的运动的初现。这一运动虽然未能阻止条约改订而以失败告终，但却为下一次运动积蓄了能量。

1964年8月。美国以北部湾事件（所谓美国驱逐舰受到越南北方鱼雷艇攻击的事件，事实上并非如此）为借口，正式介入越南战争，1965年2月开始对越南北方的洞海进行轰炸。自然，日本本土及冲绳的美军基地在这次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日本由于所得倍增计划造成供给过剩，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的破产企业达4212家，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而越战所引起的特殊需要（“越南特需”）无疑解救了这场危机。1965年，日本再度进入高速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