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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盆里的水放掉。突然，门铃叮铃铃地响起来，我让她去给我开门。不大的工夫我就听到施特略夫的声音，打听我在不在家。我大声招呼他进来，而没有离开我的座位。施特略夫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一直走到我坐的桌子前面。

“她死了，”他声音嘶哑地说。

“你说什么？”我吃惊地喊叫起来。

他的嘴唇动了动，好象在说什么，但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来。他象个白痴似地胡乱地说了一些没有意义的话。我的一颗心在胸腔里扑腾腾地乱跳，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发起火来。

“看在上帝面上，你镇定点儿好不好？”我说，“你究竟在说些什么？”

他的两只手做了几个绝望的姿势，仍然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他好象突然受到巨大的惊吓，变成哑巴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火冒三丈，我抓着他的肩膀拼命地摇撼。我猜想前几夜我一直休息不好，叫我的神经也崩溃了。

“让我坐一会儿，”最后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给他倒了一杯圣加米叶酒。我把杯子端到他的嘴边好象在喂一个孩子。他咕咚一声喝了一口，有好些洒在衬衫前襟上。

“谁死了？”

我不懂为什么我还要问这句话，因为我完全知道他说的是谁。他挣扎着想使自己平静下来。

“昨天夜里他们吵嘴了。他离开家了。”

“她已经死了吗？”

“没有，他们把她送到医院去了。”

“那么你说的是什么？”我不耐烦地喊起来。“为什么你说她死了？”

“别生我的气。你要是这样同我讲话，我就什么也告诉不了你了。”

我握紧了拳头，想把心里的怒气压下去。我努力摆出一副笑脸来。

“对不起。你慢慢说吧，不用着急。我不怪罪你。”

他的近视镜片后面的一对又圆又蓝的眼睛因为恐惧叫人看着非常可怕。他戴的放大镜片使这双眼睛变形了。

“今天早晨看门人上楼去给他们送信，按了半天门铃也没有人回答。她听见屋子里有人呻吟。门没有上闩，她就走进去了。勃朗什在床上躺着，情况非常危险。桌子上摆着一瓶草酸。”

施特略夫用手捂着脸，一边前后摇晃着身体，一边呻吟。

“她那时候还有知觉吗？”

“有。啊，如果你知道她多么痛苦就好了。我真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成了一种尖叫。

“他妈的，你有什么受不了的，”我失去耐心地喊起来，“她这是自作自受。”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呢？”

“你后来做什么了？”

“他们叫了医生，也把我找去，还报告了警察。我以前给过看门人二十法郎，告诉她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就通知我。”

他沉吟了一会儿，我看出来他下面要告诉我的一番话是很难启齿的。

“我去了以后她不同我讲话。她告诉他们叫我走开。我向她发誓，不管她做过什么事我都原谅她，但是她根本不听我讲话。她把头往墙上撞。医生叫我不要待在她身边。她不住口地叫喊：‘叫他走开！’我只好离开她身边，在画室里等着。等救护车来了，他们把她抬上担架的时候，他们叫我躲进厨房去，让她以为我已经离开那里了。”

在我穿衣服的当儿——因为施特略夫要我立刻同他一起到医院去——，他告诉我他已经在医院为他的妻子安排了一个单间病室，免得她住在人群混杂、空气污浊的大病房。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又向我解释，为什么他要我陪他去——如果她仍然拒绝同他见面，也许她愿意见我。他求我转告她，他仍然爱她，他丝毫也不责怪她，只希望能帮她一点儿忙。他对她没有任何要求，在她病好以后决不劝说她回到自己身边，她是绝对自由的。

终于到了医院——一座凄清阴惨的建筑物，一看见就让人心里发凉。我们从一个办公室被支到另一个办公室，爬上数不尽的楼梯，穿过走不到头儿的光秃秃的走廊，最后找到主治的医生，但是我们却被告诉说，病人健康状况太坏，这一天不能接见任何探视的人。同我们讲话的这个医生蓄着胡须、身材矮小，穿着一身白衣服，态度一点也不客气。他显然只把病人当作病人，把焦急不安的亲属当作惹厌的东西，毫无通融的余地。此外，对他说来，这类事早已司空见惯；这只不过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同爱人吵了嘴、赌气服了毒而已，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最初他还以为戴尔克是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