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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以《戏剧语言》为题，作了长篇发言。这篇发言不光精辟地论述了戏剧语言问题，充满了对于艺术创作的真知灼见，而且我们从中还可以觉察到老舍当时的兴奋心情。他在发言中说：“朋友们，我们多么幸福，能够作毛泽东时代的剧作家！我们有责任提高语言，以今日的关汉卿、王实甫自许，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使语言艺术发出异彩！”老舍熟悉旧北京的生活，他心中蓄存着很多这方面的题材，他意识到，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为他写熟悉的生活提供了条件，他不光要完成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还准备写一部题为《康熙》的话剧，在舞台上重现清朝这位最开明的君王的形象。

但是，就在《正红旗下》动笔大约半年之后，即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反党野心家康生利用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失误，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现代文字狱。紧接着，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又在文艺界提出一系列“左”的口号，对电影《林家铺子》、《北国江南》等发动了全国性的政治批判，这就使“左”的倾向迅速得到恶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老舍只好搁笔，《正红旗下》停写了，孕育中的其他创作也只好打消。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老舍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产期。“劳动模范”被迫停止了笔耕。四年的时间，他几乎没有发表一篇有份量的创作，自从二十年代《老张的哲学》问世以后，在老舍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还未曾出现过这样长达几年的低产状况！老舍是苦闷的，他感到迷惑不解。对于这位正直、热情、忠于祖国和人民的作家来说，最大的痛苦，自然莫过于被剥夺了为人民而创作的权力。在苦闷、迷惘的同时，他仍然在追求，在探索。象《正红旗下》这样的题材不能写了，但他又不甘于长期停笔，他决定去熟悉新的生活：下乡。一九六四年春天，六十五岁高龄的老舍，带着行李，来到北京市郊区密云县城关公社檀营大队，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月的时间。同年秋天，他又转到海淀区四季青公社门头村大队。一九六六年春天，他又到顺义县木林公社陈各庄大队住了很长时间。在下乡期间，他广泛地走访群众，认真进行各种社会调查，做了大量的笔记。据说，光是养猪的技术细节，他就记了半个日记本（注：参看舒乙：《老舍与满族文学》，《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1期。）。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老舍在下乡期间所写的唯一的一篇作品，是《陈各庄上养猪多》（注：《北京文艺》1966年第4期。）。这是一段快板，约一百三十余行。由题目即可看出，这是一篇通俗的宣传材料。它主要讲大力发展养猪的好处与经验。陈各庄原来是一个穷村子，“不是旱，就是涝，大大小小总把饥荒闹”，解放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既改变了土地的肥力，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作者写道：“多养猪，果然好，片片田园都把肥吃饱。田有肥，鱼得水，庄稼样样长得美。”老舍对社会主义农村的赞美是真挚的。从艺术创作上讲，这一篇快板不值得重视，但是它在老舍一生的创作经历中，却具有特殊性。它很可能是老舍留给人间的最后一篇文艺创作。老舍一生倡导通俗文艺，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写作鼓词、相声等曲艺作品，建国以后，他又和赵树理同志一道主编曲艺刊物《说说唱唱》，两个人志同道合，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曲艺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陈各庄上养猪多》是老舍晚年在时代风潮的推动下，付出很大代价去熟悉农村生活所换取的唯一结果。我们为他未能如愿以偿地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而惋惜，同时我们又为他晚年仍致力于曲艺写作而感动。一个修养有素的老作家，时刻不忘为群众服务，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

从一九六六年春天起，形势越来越紧张。开始于一九六五年底的对吴晗同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很快波及全国。这年二月，林彪和江青合谋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文艺的伟大成就，抛出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四月，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开始，由吴晗而邓拓，由邓拓而北京市委，步步升级。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