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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在自己村里做过一个试验，成立一个老年发展基金会。每个老年人出二千块钱，年轻人可以找基金会贷款，第一年是27万的规模，第二年我放了10万块钱进去，发展到83万，今年的规模是110万。去年每个老人分了581块钱的利息收入、年终红包。今年老年发展基金会拿出了一笔钱平整土地，租给年轻人，有了一定的收益，估计今年的分配收益会比去年高一些。老年基金会贷款建设一个市场，会有进地费，老人就可以在这当中分到一些钱。家家户户都有老人，这就带来了一些变化，老人生病了就会有人去看，死了也会有人去送花圈。年轻人需要钱，可以找老年发展基金会贷款，婆媳关系得到了改善，老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老人也活得有劲了。我也非常感动，尽管是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对村庄的改变很大，没有这样的金融工具，新农村的规划就不会这么快。

我觉得对于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我们今天有很多办法可以去做。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中国有1�5亿的老人，一人发一万块钱，才1�5万亿人民币，而我们今年的财政收入估计要突破7万亿了。加上土地收益、国有企业收益，中央财政可以动用的财力至少是10万亿上，我们完全有能力给65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一万块钱，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中央这次提出基本公共服务要均等化，财富的公共支出要均等化，非常好。把这些问题提到研究的层面，都是可以解决的。

现场提问：我是80后的大学生，我从父亲口里知道我目前在农村是没有土地的，因为在90年代初我父亲把我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但现在我们那个地区有趋势，把城镇户口转为农村户口，因为土地新政下，城镇户口转为农村户口，未来可能会得到一部分的土地。

李昌平：你的问题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利用政策做自己的事，如果家里很有背景就可以把城镇户口转为农村户口，最后得益者往往就是有权有势的人……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是严格禁止城里人下乡买土地的，也是严格禁止城里的资本家到农村办企业的。因为农民的数量很大，在没有实现城市化、工业化之前，只允许一种流动，就是农村的人往城市里去。北京不少有权有势的人，过去是要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而今天是大面积把城市户口转为农村户口。因为将来北京的地都可能转为建设用地，只要是农村户口，就可以分享地权收益，增加几十万的收入，这是我们法律中的漏洞。

只要扩大农民的地权，哪怕是一点点，农民的生活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党中央这次提出要扩大农民的地权，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农民是一个利好的政策，但一定要认真总结90年代在土地立法、政策上的教训。扩大农民的地权一定要抓住我刚才讲的两个核心，要看是不是让农民分享土地资本化收益、是不是占有土地级差地租。借什么之名行什么之实，在90年代频频发生，我们今天要加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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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1）

主讲：葛剑雄

时间：2008年12月27日

人物简介：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文化史研究，游踪涉及七大洲，到过百余处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存在“国民性”吗？

在我们国家，不断有人讨论一个问题，即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也有人说这是伪问题，不存在国民性。我想这主要在于国民性怎么解释。如果把“国民性”解释为“中国人所共有的特点”，或是“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因为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游牧民族，以前还有狩猎民族，怎么找到大家共有的特点呢？

但是另一个方面，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中的主体汉族，或是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民族，总是有共同性的。这种共同性不一定要扯上“国民性”这样的名称，而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生活的群体的共同特征。

我们以前讨论国民性或地域文化的共同性，往往存在以偏概全、以书面记载代替实际情况等毛病。比如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历来都是尊老爱幼等等。请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不是尊老爱幼的呢？只是尊老爱幼的表现形式不一样。要考察文化的地域性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