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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最后的几个冬日里，孙中山接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加快了他“联共”的步伐。

1923年新年伊始，国民党与苏联正式建立联盟关系，开始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行动。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人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这两个“联合”，是孙中山先生毕生革命生涯中的英明抉择，也决定了黄埔军校容纳百川湖海、汇聚天下英才的时代先进性。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就在于此，不管你的旗帜是“红色”，还是“蓝色”，甚至于“灰色”等别的颜色，只要你有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强盛这个“金色”大业，我都可以与你联合。别的我不管，我要的就是“金色”的好收成。这也不禁让当代人联想起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是好猫”的“猫论”。

1923年2月，当孙中山准备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时，特别邀请苏联政府派遣军事专家和政治工作人员到广州，协助建军工作。并提出了委派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政治、军事的初步设想，确定访问团的任务主要是学习苏联办军事学校的经验，谈判军事援助等问题。关于赴苏联考察的人选，中共领导人参与了研究，张太雷参加了许多重要会谈活动，可惜他牺牲太早，没有能把与中共领导人汇报、协商的情况记录下来，留下一段空白。

就在选择代表团人员的组成中，原来不见经传的蒋介石浮出水面。还在一年前孙中山在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时，表示“愿派一个最能干的

人作为使者去莫斯科”，考察苏俄的政治、党务和军事，学习俄军经验，

组建自己的军队。3月1日，广州革命政府重建之后，孙中山便积极开展

1924年1月，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在追悼列宁的大会上。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工作。而蒋介石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但他为了博取孙中山的信任，确立自己的地位，非常想得到这个出访莫斯科的机会。况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蒋介石也曾一度对苏俄产生过敬慕和向往。7月13日，他毛遂自荐，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向孙中山主动请缨：“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孙中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这主要因为蒋介石对孙中山表现得很忠诚，又学过军事，有一定才能，当时只有30岁出头，可说年轻有为，因此得到了孙中山的充分信任。

孙中山在与马林、蒋介石、汪精卫、张继、林业明等商谈后，决定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代表团由4人组成：蒋介石（为负责人）、张太雷（共产党员，俄文翻译）、沈定一（共产党员）、王登云（后为蒋介石的英文秘书）。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孙中山的全权代表。8月16日，蒋介石率代表团乘日本轮船“神田丸”踏上赴苏的旅程，19日到大连市换乘火车，25日至满洲里边界，换车后进入苏联境内，经过9天的颠簸，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庄严肃穆的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红旗，意气风发和充满自豪的苏联人民，这一切都让代表团成员兴奋不已。尽管蒋介石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但他的确被这个国家呈现出的蒸蒸日上的建设局面深深吸引。苏联方面负责陪同的官员在给上级的绝密报告中，如此描绘蒋介石参观红军团队后发表讲话的情况：“情绪很高，也很激动，讲话时充满着热烈而真挚的感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几乎是在吼，双手在颤抖。”

代表团在苏联前后共有两个月零27天。除了列宁因病无法与中国同志见面外，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在莫斯科见到了在苏俄政府中担任要职的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和在当时颇负盛名的军事人民委员、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托洛斯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季诺维也夫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国国民党革命活动的报告。苏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令中国同志感动。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记述道，托洛斯基对他们说：“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为之，积极援助。”

9月7日，蒋介石拜访了俄共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听他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及建党情况。拜访回来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有3点：一是工人接受革命之煽动；二是农人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