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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在电视上触犯了武林之大忌，引起全港武术界人士的公愤。他们认为，不仅李小龙的武道不可入流，他还武德败坏，是武林的叛徒。

其实，当时的李小龙并不抱恶意，也不是在耍无赖。他的用意是：你要证实自己的桩法，我便要证实自己的拳法。在实战中，是不能固定打法的。李小龙一惯厌恶表演式功夫，而这位师父却是在表演，尽管他的功夫确实了得。如果在搏斗之中，你站着让人来推无疑是送死，于是，李小龙就趁他不防，猛一重拳，让他开悟。

应该说，本港武术界是有人能悟识李小龙的旨向的，但他们绝不会为李小龙说话。莲达曾向外界解释过李小龙的行为，但她作为李小龙夫人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她的解释苍白无力，不足以信。莲达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愤怒的声讨声中。

1973年，是李小龙极焦灼、极痛苦、极狼狈、极惶惑的一年。按理，他已实现了他立下的三大宏愿，他正在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超级功夫明星。他应该扬眉吐气，心旷神怡，春风得意了。他确实狂喜过，但更多的是不安。

李小龙得到的愈多，追求的也愈多；他追求的愈多，他要付出的努力也就愈多。如此，他怎么不会不堪重负、身心憔悴？

对于李小龙后期的情形，他的老友施里芬深有感触地说：“武术对小龙来说，从来就和对我或其他人的意义大不相同。小龙他永远不能跳出武术的魔圈获得安宁。本来应该保护他的东西却帮助不了他，他投出了许多石子，可是这些石子都反弹过来打了他自己。生活中烦恼的事够多了，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可是有些时候，小龙他却似乎欢迎它们的光临。”

施里芬的“石子说”可作几种解释，其中一种，可用中国的一句成语蔽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李小龙八方树敌，四面楚歌，首先是他的缘故；李小龙名声扫地，命途多舛，也主要是他自作自受。

我们不妨看看李小龙理想中的人生观与武道哲学，这二者于李小龙是合一的。

李小龙在美国写的一些武学著作，无不蕴含着深邃的佛家道家哲理，其意境之悠远，如古代隐居的先哲。

李小龙说：习武的人，“应该淡泊于争名夺利之心。”他又说：“习武的人，如果真能有所成就的话，也不会骄傲。骄傲会使别人以为你过份看重自己的优越感，在骄傲中，其实都包含有恐惧和担忧，因为一个人希望（请注意‘希望’二字）能争取高位，而既经得到之后，就自然而然地会担心起来，害怕自己又会失去这个既得的地位。结果他最需要的就是如何保有现状，而因此产生了焦虑。”他还说：“习武有成就的人，也不会像初学乍练的人一样，而要能平静、谦和，丝毫不想焙耀。……在他来说，名利地位都不值一笑。”

李小龙未能做到他所追求、所崇拜的境界。而他所批判、所摈弃的一切，却在他日后的生活中不断得到验证，似乎成了他人生后半部的真实写照！

李小龙一惯言行不太一致，甚至相悖相逆。在以前，可以解释为他年轻、性格不稳定，且接受的东西太杂。稍后，可理解为他功成名就，忘乎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对自己的言行负一点责任。而现在，过去的种种说法都无法解释他的古怪与荒唐。

这就是，此时的李小龙已处于精神分裂症的边缘。

洛杉矶的一名精神病医生，同时又是李小龙功夫电影的爱好者。他在李小龙死后，看到介绍李小龙在香港情况的文章，得出结论：

李小龙已有近一年的精神分裂症病史！

这是千万个李小龙迷所不能接受的，他们不敢想象他们崇拜的偶像，竟会是中国人口语中所说的“疯子”！

美国对精神病的界定比较宽泛，人们常把忧虑、压抑、失眠、注意力分散等情绪变化或小毛病列入精神病的范畴。美国精神病医生数量惊人，这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而在中国，人们则普遍认为一个人完全失去理智并不痊愈，才能确定为精神分裂症。就这个意义上说，李小龙还只处于精神分裂症的前兆期。

可当时，几乎没有人往这方面想。

不少人把李小龙的非礼，视为蓄意与恶意，另有不少人，从他的性格、地位名气变化等方面去解释。确有人认为李小龙精神有问题，但不敢转告李小龙的亲人，更不敢公开。在中国随意下结论是要负责任的，尤其像李小龙这样的武林高手，惹火了他，岂不是送肉上砧？

莲达与李小龙朝夕相处，该敏感到李小龙的变化。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