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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说罢，又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道，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如果没有问题了，放你三天假，回去简单准备一下，毕竟是终身大事嘛，但也不要搞得太复杂，革命军人还是要一切从简。”

李部长宣布的这一组织决定，对于母亲来说，无疑于当头一棒。

1946年我母亲刚刚高中毕业，母亲的大娘婶子们就开始张罗着为她托媒人找对象，虽然这事是背着我母亲进行，但她也有所耳闻，知道介绍的是安庆一家丝绸商的儿子，当时正在杭州读大学。对于这桩婚事，母亲并没在意，只是觉得好笑和荒唐。所以当我大舅试探性地征求母亲意见时，立刻被母亲断然拒绝。余家上下都知道母亲的倔强脾气，见她不同意，也就不敢再提。这件事虽然很快被人们遗忘，但母亲却因此联想了很多，她知道，一个即使是生活在富豪之家的千金小姐，经济上不独立，等待她的也必然是嫁人做太太，你今天拒绝了这家媒婆，明天还会再来第二个媒婆，你也许可以挑三拣四，但你迟早只有嫁人一途，再无第二条道路可选。这使母亲开始萌发了外出求学的念头。

母亲在南京时，我的小姑姥姥也曾热心为她到处介绍对象，今天领一个小伙子是银行职员，明天带一个小伙子是国军军官，出于起码的礼节，母亲不得不耐着性子寒喧几句。可以说，小姑姥姥过分的热心加速了母亲搬出计划的实施。

母亲入伍之初，就和张洁、秦菲两位好友一起击掌为誓，要把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党的事业。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不解放全中国，不过25周岁，绝不谈婚论嫁！

然而，革命形势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随着全国战事的逐渐稳定，部队军官的婚姻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提到各级党委面前。由于长时期的革命战争，军队中绝大多数的营团干部都还是光棍一个，他们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战功显著、伤痕累累，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上，清一色的三八式，有的甚至还是老红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战火硝烟的渐渐散去，组织上开始有计划地为这些中高级军官牵线搭桥，寻找配偶。

那时部队流动性还比较强，和驻地群众来往接触很少，再加上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反复告戒党的干部，进城之后，务必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千万不能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所以尽管驻地城市的女学生们一个个花枝招展，热情拥军，这些光棍汉们还真不敢轻易动心，于是便把目光对准了部队里的女同志。

野战部队女兵本来就少，女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马上成为众军官们的首选目标，一次比一次更加猛烈的进攻，使得企图坚守阵地的女兵们丢盔卸甲，接二连三败下阵来，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们如猛虎下山，摧枯拉朽般地把爱情的旗帜几乎插遍了女兵宿舍的每一个角落。母亲的同学张洁、秦菲开始还拚命抵抗，最终见大势已去，只好缴械投降，秦菲被青干大队的教导员攻克，张洁为31军的一位团长俘虏，最后只剩下母亲一个在孤军奋战。

母亲当时天真地认为，军官们发起求爱攻势自在情理之中，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想娶谁是军官们的权利，但想嫁谁则是女兵们的自由。婚姻是两厢情愿的事情，谁也无权干涉。所以，尽管身边的女战友们恋爱谈的热火朝天，一塌糊涂，母亲始终无动于衷，视而不见，照常有板有眼地干着自己的工作。可万万没想到，今天李部长突然对她来了个正面强攻，以组织名义下达了结婚任务，一下子把她打蒙了。

其实，母亲对郑科长并不讨厌，甚至还颇有好感。这位郑科长文武双全，前程似锦。我后来想，以母亲吃软不吃硬的性格，如果顺其自然，慢慢发展，会有什么结果也未可知。可母亲就是不喜欢这种组织上强制性地拉郎配方式，她甚至从李部长不容置疑必须照办的口吻中感受到了一种人格和尊严的污辱。当母亲的脑海里突然将组织的关心和人格、尊严这样神圣的字眼连接在一起时，她那倔强、固执的拧脾气忽地一下又窜了出来。

后来有人将这种无视组织决定的行为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的傲慢和清高。

但母亲当时的确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这种无所畏惧傲慢和清高。她霍地站起身，对李部长一字一句地说：“我认为组织上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实在对不起，我无法完成首长交给我的任务。”

说罢，母亲很标准地对着口瞠目呆的李部长打了个敬礼，然后很潇洒地来了个向后转，迈着正步走出办公室。

母亲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