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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思想进步，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女性，而且在我人生道路的几个重要转折时期都起过关键作用。如果没有她的鼓励和影响，我可能不会毅然走出家乡，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和支持，我也可能在外面的世界周游一遭又退回到安庆。可以说，是她将我带出了令人窒息的封建家庭，感受到了外面广阔的世界。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和评判是非的标准，在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解放战争时期，崇美还是反美是衡量一个青年学生进步还是落后的基本尺度。当我选择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她还在美国为国民党政府效力，我们的分道扬镳就成了一种必然。在那个年代，阶级立场必须战胜骨肉亲情，这并非共产党不讲人情，实际上国民党也是如此，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就无法回避，你就必须做出痛苦的抉择。”

母亲讲这番话时语气是平和的，情态是安详的，似乎不是在回忆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一件骨肉分离、痛不欲生的亲身经历，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理智地分析着一段历史产生的根源。那种异乎寻常的冷静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信仰的不悔。

母亲当时正是凭借着这种经过活生生的残酷现实和不间断的理性思考建立起来的信念，开始有意识地向学校地下党组织靠拢。然而，学校地下党组织就象一个幽灵一样看得见、摸不着。

那时上海幼师的政治空气十分活跃，母亲知道学校里有两个学生党支部，她甚至几乎可以肯定身边的哪几位同学就是地下党员。江枫毫无疑问是一位共产党员，母亲回忆说，后来细想，他当时一定是有意识地在发展和培养我母亲，可惜的是过早的牺牲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一位同学代表党组织找我母亲谈过话。这使我母亲百思不解之余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她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已经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对党的忠心，可党组织却象捉迷藏一般地和她若即若离，就是不和她正面接触。母亲的履历表上至今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填写参加过任何一次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进步青年。因为，地下党组织确确实实从未正式向她布置过一项任务。

直到解放后，母亲做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在南京参加华东军区干训班时，遇到了幼师的一位同班同学。这位同学当年曾经是学生支部的支部书记，此时已是部队中的营职干部。同学加战友，久别重逢，自是有说不尽的亲热话。一夜长谈之后，这才揭开了困惑母亲长达六七年之久的谜底。

母亲说：“当时你的地下党员身份除了军统不知，同学们没有猜不出的。我有意识地找你谈过几次话，可你总是环顾左右而言他。”

母亲的同学抱歉地笑说：“现在都是革命战友，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对于你在上海幼师的积极表现，支部的同志们当时都感到十分困惑。大家认为，象你这样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是不可能真正背叛自己家庭和阶级的。你和你大姐断绝关系，我们也看在眼里，却以为你是国民党特务，企图伪装进步混进党内，所以组织上一直对你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敢冒然派人和你接触。当时只有江枫认为你是一个单纯的真心追求进步的青年，坚持支部派人接近你，了解你，吸纳你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后来他牺牲了，发展你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母亲是把这段往事当做一件有趣的故事讲给我听的。但我看得出来，在母亲似乎是轻松地毫不介意的笑声中，隐藏的是几多辛酸和无奈。

母亲当年对她们班的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抱歉付之一笑，体现了一个女性少有的大度和宽容。但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种不被信任的羞辱在她的后半生竟然又多次出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里，象母亲这样出身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在工作单位，母亲一直是主要负责人，可就是不允许入党。终于有一天，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时，母亲被正式清理出了阶级队伍。起点是闺中小姐，归宿是家庭妇女。历史就这样同母亲开了一个大玩笑，在她人生的轨迹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圆。

1949年春天，决定母亲命运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下野总统蒋介石的幕后操纵下，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2日凌晨时分，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开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北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霎时间万炮齐发，天地震颤，火光映红了黎明前的黑暗。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