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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又拉开了灯，翻起身来到地上捡起那本《非诗》来看。不看不生气，一看更生气。他觉得无论怎么样，诗不应该写成那样。

第二天中午，任世雄来访，拿起那份《非诗》来看，翻了一会儿问张维：

“你觉得他们写得怎么样？”

“糟糕透顶了，诗怎么能这样写呢？要么他们就另取一个名字，从诗里面分离出去，别再以诗来称呼它。”张维生气地说。

“哎，你说的这一点很有道理，我虽然写得不好，但在上大学时也写过几首，好在我是上过中文系的，也算是科班出身，这些东西一看就是下三烂。不过，现在人们都是这样来写诗，已经成风气了。我也一直在想，它们怎么能叫诗呢？不就是把一些话分行排列了吗？”

“那是把外国诗翻译过来后，就没有韵了，成了散文。有些外语诗为了押韵，就把前一段最后一个词或几个词另起一段，而翻译过来后也不押韵了。结果呢，中国的诗人们以为人家就是这样写诗的，都纷纷摹仿，把诗给写成现在这样了。”张维说。

“我和几个诗评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有同感，认为现在的诗都是实验诗，都不成熟。那些研究诗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外语水平差，如果能多通几门外语，就可以把国外的诗也拿来比较了，这样，诗的问题就可以有个大致的概念。”任世雄说。

“那不一定。现在的潮流就是反传统，凡是传统的，都将是被否定的，凡是传统否定的，都将是被张扬的。似乎已经到了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用宗教的言词来说，就是到了末世。一到了末世，邪教丛生，物欲领先，恶念四起，礼教败坏，道德全失，人心大乱。这似乎在诗歌里已经成了这样。所以，过去你学过的理论对他们来说，都是笑柄，怎么能用呢？”张维说。

“这么说来，很明显你是被利用了。不过，看来，人家还是蛮尊重你的嘛！”任世雄笑道。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再说，不管怎么说，我也有一些名气吧。过去写诗，没有什么派别之分，谁写得好，无论他是口语诗，还是所谓的超现实主义诗歌，都不要紧，可是，现在看来不行了。这本诗刊很显然是要向诗歌界发难了。他们将在本月二十日在北方大学开会，也邀请了我。”张维沉重地说。

“那你去吗？”“我正在想。”

“我觉得你一定要去，而且要发表重要的言论。你是超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也算是一派宗师。你想想，如果这些人都是持同一种态度，那他们肯定是要起来反击其他的诗人的。如果你发表重要言论，把他们逐个击破，你就出了大名了。”任世雄说。

“什么一派宗师？在这些已经成名的诗人里面，我的年龄最小，影响也不大。至于成什么大名，我真的不在乎了。过去我一直想在诗歌方面做些事，可现在我的注意力已经远远地超过诗歌了，我要做的是经世之学。他们大概是觉得社会已经不关注诗人，而是关注小说和影视人物了，心里有种强烈的失落感，所以想借此炒作自己，这是徒劳。当然，中国的诗歌也确是有了问题，我自己的诗也是有问题的。没有读者，你说我们还写诗干什么？他们的说法多少有一些道理。可是，我在想，在整个诗坛上，我和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也是最亲密的朋友，是不是应该跟他们通通气？”张维有些迟疑地说。

与莫非的决裂：一场与后现代的斗争（2）

“没这个必要。人家都要消灭你了，你还这样？你们的分离是迟早要来的，还不如让它来得轰轰烈烈些。你想想，你一个人扛起了一面旗帜，而他们都会把你当成靶子来打，到那时，你不仅名声大震，而且还会成为诗坛的领袖人物。经过这么一炒，我们再推出你的那本书。这就有了两个炒作点，一个是你与后现代派的战争，一个是你与美学大师易敏之的争锋。你就这么轰轰烈烈地起来了。”任世雄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好，与其谦虚谨慎地追求，不如轰轰烈烈地斗争。我去。”张维终于决定了。

“我陪你去。”

离开会还有一周时间。张维暂时把易敏之的书稿放下，着手写起批评《非诗》的文章来。

莫非于七月十九日到了北京，下午的时候，他让文青来请张维到北方大学的招待所去。张维一听莫非叫他，心里非常高兴。主张归主张，朋友归朋友。文青等已经把会场早已布置好，现在就是接待来参加会议的人了。

莫非一见张维说：

“他妈的，你应该早点来嘛，还像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