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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最大的匪祸，也是吴佩孚的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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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二章（9）

《时代》（1923年12月17日）以《血腥屠杀》为题报道发生在河南的一次土匪洗劫，提到了老洋人：

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老洋人”率领一群土匪，冲进位于豫西南的李官桥镇，洗劫了毫无防范的居民，“2000人”在大屠杀中被杀死，有的用刀砍死，有的用枪扫射，有的被捆在一起浇上煤油活活烧死。众多死者难以辨认，只得挖一个大坑掩埋。往大坑里运尸体，买根绳子也得花1000元。

李官桥镇的行动是个警告，外国传教士们集中到老河口附近。传教士居所被烧毁，2名当地教民失踪。

4个传教士团体留在老河口，他们分别是中国内地传教团、基督教传教团、路德教传教团、挪威路德传教团。

从该报道看，此次洗劫的程度远远超过上面列举出的几次，可是，查阅多种民国辞典，我都没有找到任何记载。难道《时代》消息来源有误？或是基于传言的报道？直到找到一套3卷本的《近代中国土匪实录》，才从其中《老洋人——张庆》一文中找到了佐证：

（1923年）11月23日，老洋人攻陷豫南淅川县的李官桥镇，该镇隔丹江（汉水支流）与鄂省相望。镇中居民依寨墙顽强抵抗土匪的进攻。入夜，匪徒攻入镇中，顿时火光烛天，哭声震地。土匪大肆屠戮百姓，见人就杀。据后来统计，土匪在淅川县一地就杀死人民达4326名，焚毁房屋26000间。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匪徒竟以死尸掷填江中，企图叠成人桥而过。鲜血染红了江水，尸体随波浪冲去……

文章记叙的惨状比《时代》报道更甚。当我对照着阅读关于这一洗劫事件的中外报道时，桌上正放着好几种民国史的大辞典。在这些辞典中，不仅没有关于这些大事件的记载，甚至在多达万余人的人名辞典中，也居然找不到孙美瑶、老洋人的条目。这和他们当年的巨大影响颇不相称。1924年2月10日的《东方》杂志，就曾这样强调他们两人在中国现实中的影响力：

在兵匪纵横的中国里，最能引起国人注意的事件，当然不出战祸与匪氛；而最能引起国人注意的人物，也当然是军阀领袖与土匪头目了。但是最近三年中……奉直大战还不如豫匪的猖獗与临城的劫车两者来得声势雄壮……与其以某某将军某某大帅等军阀领袖充数，倒不如径###出土匪头目老洋人与孙美瑶为是！

时隔80年，读来仍有一种震撼！

我感到奇怪，当年曾经引发如此猛烈震动的人物，在收有上万人的历史辞典中居然找不到一丝踪影，颇为重要的土匪与历史演进的关系，也很难在中国的史学著作中看到论述。那么，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到底遗漏了多少事件和人物？我们的历史研究，到底还有多少空白？如今，学界时兴所谓宏大叙事，热衷于引用所谓新术语，演绎所谓新观念，却忽略那些构成历史肌体的细胞，忽略一些当年曾经影响政局、改变历史行程的细节。可是，如果忽略了它们，也就可能忽略细节背后深层次的历史内涵，忽略历史环节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没有这些，历史的框架又如何能立起来？

英国汉学家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的专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则让我读后精神为之一振。作者的详尽考证和缜密思考，为我们打开了观看民国历史的一个新窗户。

贝思飞叙述了临城劫车案背后复杂而险恶的国际背景：

当时大多数观察家还认为（常常只不过依据一些相关的但并不重要的证据），日本人参与了“临城劫车案”的策划，据说日本人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在从青岛撤离之后掀起一个诋毁中国人的高潮。据报告说，乘坐那列注定要倒霉的火车的一批日本人在苏州下了火车，其余的日本人则据说有人也看见他们警告他们的同胞别买到该城市以远的任何车站的车票。也有报告说，这次抢劫后在匪帮的营地里有3个日本人，其中之一据说是军火走私商，俘虏们还注意到土匪的大多数武器上有日本的标记。

不仅仅如此，在土匪绑架人质后提出的保释条件中，有一条是要求得到一块几百平方英里的地盘，在国际法令下中立化由土匪自己治理，包括税收、开采煤矿和其他资源，以及扩大通讯联络。贝思飞认为，它们不仅酷似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而且很像日本在它占领青岛的短暂时期内试图达到的目标。他还说，传闻中的日本当局与安福系军阀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