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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着父辈宗教的、教育的梦想。正是有着这样的个人渊源和历史背景，《时代》与中国的故事才由他开始，也在他身后延续。

1967年2月28日，卢斯因病去世。3月1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上，这位“《时代》之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封面人物。《时代》用了这样一个标题：Henry　Luce：End　of　a　Pilgrimage。英语中Pilgrimage有不同表述：去朝拜圣地、朝山进香、人生的旅途……在这里，该译为“人生旅程走到终点”，还是“一次朝拜的结束”？或者说，对于卢斯，两者本是一体的。

结束人生旅途的卢斯，身后留下一个巨大的媒体帝国。据这期《时代》报道，在卢斯去世时的这一周，他所拥有的四大刊物——《时代》、《生活》、《财富》和《体育画刊》在全球的总发行量已经达到1433万册之多。

创建这个帝国的人，一直受到世界的关注。早在1961年，卢斯就成为德国《明镜》周刊的封面人物。《明镜》写道：“在过去20年间，没有人能像《时代》、《生活》的主编卢斯这样，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提供更为深刻的美国形象，以及美国人眼中的世界形象。”在美国，“每3个家庭会在每周买一本卢斯的刊物；12岁以上的美国人，有94％的人知道《时代》。卢斯的出版物，和可口可乐、梦露、美元外交相伴，为人们提供知识补给品。”

《明镜》报道称，卢斯曾被丘吉尔认为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力的七人之一，被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为“一个伟大的美国人”。《明镜》还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并未担任任何政治职位的美国人——也许亨利·福特（福特汽车公司老板——引者注）除外——能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在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卢斯率先使用了‘美国世纪’这一概念。”

这样一个世界性显赫人物最初的人生之旅，则是从中国山东开始的。

二/在中国出生的“《时代》之父”

来到烟台和蓬莱，穿行于大街小巷，我试图寻找百年前卢斯在此生活时期的痕迹。

暂且不说陈迹残影是否可寻，仅地名的演变就足以凸显时间流逝之无情和历史变化之无序。近百年来，历史地名在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太无规律，它们常常会成为历史阅读的一个障碍。不过，有时它又能带给追寻者另外一种意外发现的乐趣和兴奋。走在烟台和蓬莱，我便有着这样的乐趣和兴奋。

初读关于卢斯的书，乍一看到Chefoo这个地名，一时竟不知所指，更不知它究竟在何处？后来才知道，它就是芝罘——烟台的旧称，现在是烟台的一个区。Tengchow即登州，历史上何等有名，但我问到数位山东人，却无人知晓“登州”之所在。走进蓬莱市，才知道当年管辖范围甚大的“登州”，如今不过是蓬莱的一个街道名称而已。

卢斯的早年记忆，是与登州、芝罘这样的地名连在一起的。

卢斯父母的中国之行，是19世纪末叶在美国盛行一时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高潮中启程的。发起这一运动的穆德（John　R。　Mott），188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他本人虽非传教士，却是许多基督教国际性外围团体的发起人或负责人。大学毕业后，他从事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工作，于同年组织了一个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他提出的口号是：“要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天下。”1894年，该运动举行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也提出类似的口号：“为基督征服世界！”穆德在各大学进行鼓动宣传时，请志愿者们填写的“志愿卡”上，便写着这样的内容：“如果上帝许可，我希望并愿意成为一个国外的传教士。”穆德的鼓动对不少美国大学生充满诱惑，特别是当就业遇到困难时，到亚洲、拉丁美洲去冒险、去为宗教献身，不失为人生的一个重要抉择。据统计，到1891年，美国各大学签名志愿到国外传教的大学生达到6200多名。后来来到中国的一些著名传教士，如司徒雷登，就是在此时签名决定投身于中国传教事业、回到他出生并成长过的第二故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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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一章（2）

卢斯的父亲（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中文名字叫路思义，他与司徒雷登同期决定前往中国，后来在燕京大学成立时，他一度是司徒雷登的副手，出任大学副校长。路思义1892年从耶鲁大学毕业，随后参加长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