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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虔诚、冷漠、傲慢的太太，但是在她严厉并有些粗暴的外表下却隐藏着某些真实的东西，在吕西安死后一年，她便接着去世了，我常常会想，她是这样一个好人，我可能会想念她吧，尽管十五年来，我们彼此从未讲过一句话。

“她到最后都没能让她的儿媳妇消停，愿主保佑她安息，她是个好人。”曼努埃拉又说道－－她对小默里斯太太有着拉辛式的厌恶－－这句话可作为葬礼的悼词。

除了科尔纳利娅·默里斯，除了她的面纱和念珠，吕西安的病痛对别人来说是不值一提的，或许是因为生命的微不足道，以及丧失金钱和交际的氧气。富人们似乎认为这类小人物是无法体会到强烈的人类情感的，而且也是特别的冷漠无情。既然我们只是门房，死亡对我们来说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这对富人来说，便成了极不公平的事情。一个过世的门房，只是日常生活中一个小小的空洞，这种生理的必然是不需要和悲剧联系到一起的，对于每天在楼梯或者是在门房室门口和他相遇的房主们，吕西安只是一个回到他从来没有到过的一种虚无当中的不存在体而已；或是一只动物，因为他只是一个残存的生命，既无奢华排场，也无谋生伎俩，毫无疑问，在死时也应该只体会到劣等的反抗。和每个人一样，我们忍受痛苦的折磨，随着痛苦慢慢侵蚀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也会被盛怒所压抑，在一片死亡所带来的恐惧之中，我们慢慢地分解腐烂，而这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任何一位房主。

一天早上，那是圣诞节前的三个星期，我提着装有萝卜和为猫咪准备的牛肺的草制提包回到家中，见到吕西安穿戴整齐，看样子是准备出去。他甚至还戴上了围巾，站着正在等我。我看着这个因从卧室走到厨房而体力不支、面无血色的他，看着这个几星期以来都没能脱掉在我看来如同丧服般睡衣的他，今天却反常得很，他双目明亮，模样顽皮，冬大衣的领子被拉起，遮住了红得出奇的面颊，他反常的样子使我几乎晕厥过去。

“吕西安！”我惊呼道，并快步冲到他跟前，撑住他，扶他坐下，为他脱下衣服，而且我还知道，疾病教会了我这些过去从来都不会的动作，在最近这段时间里，这些动作竟然变成了我唯一会做的事情，我把提包放下，搂住他，让他紧紧地靠着我，还有好多好多，此时我已开始喘着粗气，心脏奇怪地膨胀着，便站着歇了歇。

“时间刚好，”吕西安对我说道，“电影是一点开始。”

在电影院大厅的高温下，我几乎落泪，我从未有过如此这般的幸福，这是好几个月来第一次我握着他温热的手。我知道只有出乎预料的力量之汇聚才能将他从床上扶起来，并有力气给他穿上衣服，期盼着出门，渴望再次享受这种夫妻间共处的快乐，而我也知道这是他时日不多的征兆，是生命终结前的回光返照，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并不重要，我只是想要享受这难得的时刻，这挣脱疾病枷锁的时刻，这两双手紧握的时刻，这令彼此都感到快乐的令人震撼的时刻，因为，感谢老天爷，这是一部我们俩都能分享快乐的电影。

我觉得他在电影结束后就过世了。虽然他的身体又撑了足足三个星期，可是他的灵魂在电影结束后便已离开，因为他知道这样会比较完满，因为在电影院里跟我告别，就没有太令人伤感的悔恨，因为如此一来，他就获得了安宁，在两人一起看叙事电影时，他沉浸于我们俩的尽在不言中。

我接受了这一切。

红十月号（2）

《猎杀红十月号》是我们俩一起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对于想要理解叙事技巧的人来说，只需看看这部电影就足够了；人们老是问自己，为什么在大学的课堂上只会教些像普罗普普罗普（Vladimir　Propp，1895…1970），俄国民间文艺学家，他的故事形态学研究强调了系统描写相对于发生学研究的优先性。－－译注、格雷马斯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1917…1993），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符号学巴黎学派的核心人物。他认为叙事文本是由外显的叙述层面（表层结构）与内隐的结构主干（深层结构）所组成。－－译注这类的叙事理论，以及其他各种乱七八糟的理论，却连泡在放映室里的机会都没有。楔子、情节、行动元、突变、追寻，主角以及其他一些辅助因素：对您来说，身穿俄国海军制服的肖恩·康纳利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1930…），英国著名演员，1962年首次扮演了代号为007的英国间谍詹姆斯·邦德。－－译注和几艘位置正确的航空母舰就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