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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楠茜·肖多罗、多罗茜·迪奈斯坦或卡洛尔·吉利甘等受客观关系学派左右的作者之间已经产生了重要分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观点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些差异却又可能是夸大其词。这个不太重要的因素恰恰是表面看来最重要的因素：即后结构主义的影响。

我希望不熟悉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的人将原谅我在下两个段落中使用相当难解的词汇。据后结构主义思想，事物没有本质；一切事物都是由流动嬉戏的能指构造的。正如女性主义与弗洛伊德的争论及其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利用所折射的，这种观点表现为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如果总是从反面界定意义，依据相反的方面界定意义，那么，“性身份”或更普遍的“性认同”就是用词不当。这种观点在拉康论证的“分裂”现象中找到了进一步的支持：主体只通过误认显示自身。

在我看来，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无论如何都是以一种被错置的语言理论为基础的。安东尼·吉登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生产》，载吉登斯与乔纳生·特纳：《当代社会理论》，政体出版社，剑桥，1987。意义不是通过无休止的能指嬉戏，而是在实用的场合中，通过差异界定的，这毫无疑问。在逻辑的层面上，语言的语境从属性质绝对没有理由消解连续的认同。“本质主义”是不伦不类的问题，除非从经验上说明自我认同在多大程度上是模糊的或破碎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从类的性质上把男人与女人区别开来。

更为重要的是拉康提出的命题，即妇女被明确排除在象征界和语言之外，这至少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所利用。比如，对伊瑞格蕾来说，不管她对拉康的其他批评如何，对女性来说都不存在指意的经济：女性都是双重意义上的一个“洞”。然而，这一立场是拉康在象征与“父？的律法”之间建立关联的结果。我们似乎没有充分理由接受这一观点。肖多罗提出了比较合理的见解，即“男性语言”，如果存在的话，往往比女性语言更具工具性和理论性——但在某些关键方面，“男性语言”既表示剥夺也表示统治。因此，在这里的讨论中，我将依据客观关系方法，而非拉康的方法。然而，拉康式的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些重点还需要牢记在心——尤其是对性认同的破碎性和矛盾性的坚持。一旦丢掉后结构主义的透镜，那就没有理由不把这些重点保留在客观关系的语境之中。

社会心理发展与男性性征

依据肖多罗，人们可以证实的是，在生命的最初年月里——尤其是、也许仅仅是在当代社会里——母？的影响胜过了父？和其他照顾者的影响。楠茜·肖多罗：《母性的再生产》，加州大学出版社，伯克利，1978。儿童对母？的最初感受实际上恰与阉割和无能之人的形象相反；尤其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小男孩、女孩都把母？视作无上的权威。因此，早年的自我认同和一种潜在的？密关系首先是通过与一位无比重要的女性人物的认同发展而来的。要获得牢固的独立感，所有儿童都必须在某个阶段摆脱母？的影响，并因此解除母爱。不言而喻，这是通往男性之路，而非向女性的迂回。男性自我认同的根源与深切的不安全感密切相关，这是此后一直萦绕个人无意识记忆的一种丧失感。基本信任是本体安全的根源，在本质上是妥协的，因为男孩恰恰是被他所爱戴信任的那个成年人抛向男人世界的。

由此看来，对两种性别来说，阳物，作为对荫。经的想像性再现，是从女性统治的幻想衍生其意义的。珍尼·蔡斯古特…史摩格尔：《弗洛伊德与女性性征》，载《国际精神分析学杂志》；卷57，1976。它象征着分离，但也象征着叛逆和自由。在俄狄浦斯之前的阶段，阳性力量与其说来自纯粹的男性优越性，毋宁说来自母？和父？权威领域的分离。阳物表示摆脱了对母？的压倒一切的从属，也表示独立于母爱和照顾的能力，是儿童早期寻找独立的自我认同的关键象征。阳物妒嫉是一个真实现象；如杰西卡·本杰明所说；这种妒嫉表示男女儿童与父？相认同的愿望，父？是外部世界的原始代表。杰西卡·本杰明：《爱的纽带》，维拉哥出版社，伦敦，1990。俄狄浦斯阶段的到来证实了男孩与母？的分离，但作为交换，却给男孩以更大的自由——甚或更大的任性，这与自由决不是一回事。阳性因而充满了生气和抗争，而男孩的精力却掩盖着一种原始的丧失。

在习惯的层面上，？密关系越是变化，俄狄浦斯的过渡就越是趋于“和睦相处”：即父母和孩子们基于对对方权利和情感的理解建立起来的相互交往。“缺席的父？”的问题首先是由法兰克福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