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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别人爱我、关心我，正如我爱别人、关心别人一样。”

女人、婚姻与关系

只是在过去一代人中，女人们自立运动才意味着离开父母家庭。在更早的时期，除了少数妇女，对于所有人而言离家都意味着出嫁。与大多数男人不同，大多数女人还继续把走入外在世界与形成某些依恋等同起来。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甚至当一个人还是单身，仅仅在预期未来关系的时候，男人们常常用“我”的口气说话；而女性对自我的叙述总倾向于用“我们”的口气表达。上述引语中一望便知的“个体化言语”被暗度陈仓的“我们”所修饰改变了；正是那种人要“爱和照顾”，并从“我”之中塑造出“我们”。

与今天那些更年轻的年龄群体之中的人相反，较年长的妇女们对于性的经验几乎总是纳入了婚姻的框架，即使正在谈论的人并未结婚。艾米莉·汉柯克在80年代后期研究了20名美国妇女的生活档案记录，这些妇女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在20～75岁之间，有的仍然生活在第一次婚姻中，有些是再婚，还有些是离异或寡居。在她们看来，婚姻是一个女人生命中最核心的体验——虽然许多人必须向后回溯重构她们的过去，因为在她们第一次结婚时，对婚姻的认识与今日有天壤之别。

让我们对汶蒂的故事稍加追述。在汉柯克采访她时，她39岁。汶蒂的生活履历证明，部分由于外在世界的变化，部分由于她本人必须克服的个人生活危机和生活变迁，从而产生了一种日益上升的自我反思意识。汶蒂出生于新英格兰一个富裕的家庭，她的父母？严格遵循的行为法则是“行为正当举止得体”，她是4个孩子中最年长的大姐。她用嫁人的办法来挣脱父母的严格控制，做得非常主动、非常有意识，她是以跟人私奔来完成其壮举的（“私奔”经过几十年后已成了一个古字）。汶蒂认为结婚与进入成年，二者是完全等同的。她认为；婚姻就是“再造茧蛹，同时又使你再蜕变为一只完美的蝴蝶”。

对她未来丈夫的依恋促进了她的独立性，至少，在她看来事情是这样的：“与一个新的人建立这种关系，是我采取的第一次真正具有独立意义的行动，从这里接踵而至的又有如此多的事情。”但是她的自律行为也是一种假设的物质上的依托。“我想，不结婚才是更加激进，但这决不会是我的选择，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是个未婚的人，这是肯定无疑的。”她不想只当一位家庭主妇，因此决定不会像她自己的母？那样过着一种褊狭的生活，因为那种生活的最高关怀永远是家庭——是锅前灶后。汶蒂当上了中学教师，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甚至当她身怀六甲成了准母？的时候也没有辞去工作，而是改为半日制教学。

后来，她丈夫在一次偶发的事故中丧生，她经历着人生最严重的危机，丧失了作为一个成年人把握自己的能力。这个事故不仅是生离死别，而且还是失落依恋。她的安稳感与成就感原以这种依恋为基础，因而，失落依恋成为一种心理创伤。尽管仍要哺育爱子，她还是感到“一下子被抛回到少年时代”，茫然失措、心智衰微。她父母希望她搬回去和他们共同生活；她认识到自己为了一种整体感而多么依靠着婚姻，因而成功地谢绝了父母的好意。她的第二度婚姻，也像初次婚姻一样，完全是由爱情而发，最后水到渠成，所以梅开二度，亦是她“自我完全复归”的构成要素。但是这时，她已经比初婚的时候具有更宽阔的视界：“带着一种产生于灾难与混乱中的自我意识去做事，这有助于你认识到自己的潜能，你可以像一个雕塑家那样把它更清晰地刻画出来。”汶蒂跟第二个丈夫又生了几个小孩；她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继续在她的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但已不再追求更高的职业成就。

与汶蒂相比较，海伦的经历完全不同，当她接受研究者测试时，已49岁。在她成长的年代，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极端“缺乏自信，几乎到了一种心理变态的程度”。在大学里，她碰上了一位事业有成、颇有名气的教授，并和他结了婚。为了结婚而甘愿辍学、放弃自己的大学生活，她的自我价值感基本上依赖着丈夫的抱负与功名。正如她后来说的，她管理着他的生活，就像一个“仆人”或者“管家”。当她丈夫宣布要跟她离婚时，他们正生活在大学住宅区；由于他具有专业职位，她必须离开；带着孩子到别处生活。和汶蒂不一样，海伦的父母没有邀请她回家，也没有提供任何道德上的声援和物质上的资助。

首先是被绝望所压倒，其次又为孤独所折磨，海伦最终想回到大学，半工半读而完成学业。她始终认定自己无可救药，处在“劳动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