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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钱，我没收下，虽然我自己也困难，可我实在没有理由收下赵家解雇的工钱，他们和我一样，也很难。跟房东老两口道别后，赵老师夫妇抱着孩子一直把我送到巷口，就在我转身要离开时，那娃子忽然叫了声：妈妈！

我将孩子抱在怀里，亲了又亲，滚烫的热泪落到他的小脸蛋上，泪水沾满了我对孩子的祝福：愿他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健健康康地长大。

阿莲的故事　51（1）

上世纪80年代里，随着农村土地包干到户，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了自由，家乡首先兴起了第一轮保姆潮，那时候城市家政市场也处于雏形期，很少家庭有请保姆的观念，只要家里有老人，还能带得动孩子，大都是自己解决，而没想过请个外人进家门。但大城市对保姆开始有了需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责任田少的人家，开始想到进城务工。

那时候进城做保姆的，一般是辍学在家的女孩子，当时不光考大学是独木桥，就连高中的门槛也很高，很多人都考不上高中，初中一毕业就失学在家了，女孩子早早地随从父母劳作在自家的责任田里，男孩子大都要学会一门手艺，木匠或是瓦匠，为将来谋生做准备。

因为过去家乡老一辈人就有“代奶”一说，意思是奶孩子，也算是保姆的前身吧。上世纪80年代前，就有些大妈进城帮人家“代奶”了，“代奶”并不是奶孩子，而是带孩子，先前是在附近的大城市上海、南京一带，后来转移到北京，是因为从家乡闹革命出去的老干部们落户京城后，对家乡仍怀有难以割舍的情结，逢年过节回家乡探亲时，就想到找个家乡人回北京带孩子。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很多还保留着家乡的传统，家乡人进了家门，既能做出地道的家乡菜，又能给后代灌输祖籍习俗，这在他们固有的怀旧思想里，不失为两全其美的好事儿。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到了上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乡村妹子开始涌向北京城，开始了保姆务工潮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批保姆中有不少功成名就之人，因为她们所进的家门都是有身份的人家，在那样的人家里，即使是个保姆，只要你有上进心，同样也能抓住机会，改头换面，有人出国深造，也有人成了实业家，她们成功后，将自己在外多年拼搏的经验和财富又带回到家乡，这就是当年“凤还巢”之说，“凤”就是在外脱胎换骨的保姆，“巢”字是双关语，既符合“凤还巢”的说法，也借指家乡巢湖。自此，人们对新时代的保姆职业有了新的看法，保姆有了彻底的革新，不再是所谓的奶妈，也不再是所谓的帮工，而是自立图强的职业。

只是林中成凤者寥寥无几，也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从家乡出去的老干部能有多少啊？也正应了一个词：凤毛麟角。随后的保姆潮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中，也汇入了参差不齐的劳务市场中，我也正是在这种无序浪涛中的一个水花，随波逐流，到处乱撞。

幸运的是，我的头两次保姆经历，有惊无险，贫困与富裕都是一处港湾，我就像一叶小船，停靠在警察和老师家里，安然地度过了大半年的生活，我感谢那样的生活，让我拥有一块没有风雨的港湾。

也许，我注定要在风浪中漂泊，我无法选择自己的航路，为了生存，即便是海盗航线，我也只能孤注一掷，攀附上船舷，透口气，去残喘苟活。

胖婶和老太太听完赵老师的事，为我惋惜，觉得那才是过日子的好人家，可惜的是，好人家总是为不顺心的事而闹腾。

在那个无序市场里，保姆这种职业风险很大，主要是一旦被解雇，便居无定所了，不像其他打工职业，先前租个房住，失业后至少有个暂留之地。而保姆一旦失业，连个住所也没了。要么在雇主事先告知后先买好票，准备返乡；要么找个老乡先安顿下，再图打算，也有露宿街头的例子，但是很少见。因为大家都是四乡八邻的，平常也都有联系，一人有难，众人帮手，至少能挤住到一块，吃上个饱饭。

我的留守大本营就是老太太家了，再次回到胖婶那里，我不再像过去那样畏首畏脚的，也不再拘谨，正大光明地交给老太太每天的伙食费。老太太也不再推辞，为了让我觉得自然。我知道老太太并不在乎那点钱。在赵老师家里时，我很少跟胖婶联系了，赵老师家没装电话，院子里只有房东有电话，来回传话很不方便，我只在外面的公用电话给胖婶打过，问家里有没有寄信。这期间，家里来过几封信，可我一直没时间过去拿，胖婶又不认识路，后来有个礼拜天，我跟赵老师请假才回去一趟拿信。

阿莲的故事　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