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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书不离手,到外头见了都烦。近在眼前的书店也没去成,我像个跟班的,无权决定主人的去向,只能尾随其后。
决定回家时,欢欢也没像来时那样打车,而是上公交坐地铁,直到下午3点左右才回到家里。老秦夫妇都不在,混儿正在打游戏,见我们回来问上哪了。欢欢没好气地说犯不着跟你汇报。混儿出了房间,只穿着件运动服,浑身散发出汗酸味儿,欢欢一捏鼻子躲进了自己房间。我也懒得理他,收拾餐桌,进厨房洗碗筷,他凑到门前,低声告诉我已将小丽打发了。然后回到房间再没出来,里面传来游戏噪音,伴着他的粗口。
直到傍晚做饭时间到了,混儿才叫我不要做他父母的饭,说是晚上他爸的朋友摆婚宴,不回来吃了。这时候欢欢一直看着电视,时不时还拨着电话,一开口就说找冼老师,然后又失望地挂上,反复好几次,混儿在旁奸笑一声:想老师了?认个干哥哥算了,反正我这个做哥哥的也是个摆设,空架一个!
欢欢骂了句滚蛋。混儿也听话,滚回了自己房间,居然哼唱起:妹妹找哥泪花流。真想不到这混儿也能唱出经典红色歌曲来,只是老歌新唱,老是跑调改词,气得欢欢跑过去狠命地关上他的房门,骂道:鬼哭狼嚎!
阿莲的故事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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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兄妹俩习惯性拌嘴,我也当成了惯性,从不插言,就如同餐桌上的家常便饭,一天三顿的茶后节目,晚饭自然也在筷子拌动下,和着他们嘴皮子上的争斗,只是听到传呼器响声时,才暂时消停下来,欢欢搁下饭碗抄起话机就问道:冼老师吗?
冼老师很守时,一进门,我和欢欢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投掷到他身上,细瞅之下,也没发觉有什么两样儿,一身酱色休闲西装,头发梳得很整洁,大鼻子深眼睛的,没留下痛哭流涕后的烙印,嘴巴叼着烟卷儿,一样的洒脱,一样的目空一切。
混儿立刻犯混咋呼道:来一盅,哥们儿!
冼老师往沙发上一靠说,哥们儿从今往后滴酒不沾了。我给他倒了杯茶水,他眯缝着眼睛打量着我说,你们俩这回长见识了吧。然后又将眼光投向正吃饭的欢欢。欢欢低头没说话,我也回到餐桌旁不出声。混儿觉得蹊跷,放下碗来问道:她们俩怎么了啊,溜进人民大会堂学会鼓掌了?
冼老师没搭理他,只叫快点吃饭,辅导完功课他还得回去赶写论文。
辅导功课时,冼老师一定跟欢欢提到上学校找他的事,反正后来欢欢再没让我单独陪着上冼老师的学校,反而是我自己找过冼老师几次,都是偷偷溜出家门,快去快回,生怕被秦家人发现,来回也顾不得省钱,还咬牙打过车。这也是后话了。
在我拿到秦家的第一份工钱时,我才觉得自己立稳了脚跟,也才在家信中提到自己半年多来的遭遇。征得姜姐的同意,我让家里以后回信就写秦家的地址。父亲很快回了信,看了我的遭遇,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女儿只身在外的牵挂,一再嘱托我,别太委屈自己,干不下去就回家。大弟在给我的信件里叫我别给他买书了,说现在学校的复习资料也很多。话虽这么说,我懂得他是怕我花钱,苦了自己。其实在城里做保姆,生活上比起在家那是天壤之别,毕竟不是过去旧社会的老妈子,奴仆关系分化明确,等你上好饭菜后,自然有你吃的一份,生活上我一点不苦,除了在赵老师家清苦点,我在警察大民家和秦家过得也挺滋润,比起家里的粗茶淡饭,算是上等人家的伙食了。
欢欢最关心体形了,说我有发胖的前兆,我一点都不在乎,希望自己能长胖点,到了年底回家,家人一见我胖乎乎的样子,就能想到在城里没吃苦。
保姆最苦的不是粮食,而是面临失业的精神压力,一旦被解雇,连个落脚地也没有,这才是最担心的,就好像我在警察家时,刚长了点肉,因为失业焦虑即刻就瘦了下来。只是现在我经过了试用期的考验,而且已顺利拿到工钱,对我来说,这才是最大的欣慰,所谓心宽体胖是有一定道理的,肉体饱满与否取决于精神上的放松。
人一旦恢复到正常秩序,在平静中生活,就容易养出惰性来,也不再居安思危了。保姆也一样,一个让主人善待的保姆极容易忘却自己的本分,而骨子里固有的农民习性也在无意中流露出来。在大民家时,我就暴露过不好的本性,好似在油盐酱醋中要行使一个保姆应有的权利来,实际那是职责,主人放手让你做主,你就失去了本分,甚至学会了挑剔,用挑剔的眼光审视主人的是非来。俊姐是个宽宏大量的女人,有知识,有修养,对于我偶然间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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