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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当时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谢枋得《叠山集》卷二）的说法，可见文人地位之低。汪元量的《自笑》一诗就说明了当时儒士的窘境：“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他们虽然摆脱了对统治阶级的依附，却不得不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只能运用自己的学识谋生。大量儒生几乎成了卑贱而无用的废人，有一些人成为工匠、商贾、吏胥，而沦落为奴仆、乞丐的也不计其数。即使是步入仕途的文人，由于职位卑微不被重用，其中一些人也存在着与上层统治者离异的心理。因此，从整体上看，与前代相比，元代士人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更加密切，他们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明显不同的变化，而他们的文学创作也更多地适应了民众生活的需求，表现出世俗生活的众生相及其美学情趣。

从成吉思汗起，元朝统治者就十分重视商业和手工业，与中国传统“重农抑商”的治国方针迥乎不同。终元之世，商人异常活跃，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元朝统治者对工匠的重视和保护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工商业的发展促使许多重要城市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元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北方的大同、汴梁、济南、太原和南方的扬州、镇江、建康、杭州等城市经济都十分活跃。《马可…波罗行纪》中对元代繁华的都市有细致的描绘。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兴盛，促进了市民阶层的进一步形成和壮大，对元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朝以军事立国，依靠武力征服了东西方广大地域。蒙古大军在铁蹄所到之处，一方面是摧毁当地已有文明，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在元代传入欧洲，而西方的宗教文化也传入中国。大量西域人移居中原地区，他们的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传播各地。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也给汉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产生了丰硕的文化成果。杂剧、散曲、小说成为主要的文学形式，形成了以“元曲”（杂剧和散曲）为主要标志的元代文学。出身西域少数民族中的一些人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贯云石、萨都剌、迺贤等人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学家。

元代儒学统治地位的削弱、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和生活要求的高涨、文人地位的急剧下降和生存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元代文学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新风貌。在宋金以来的杂剧、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由于许多杰出作家的参与和创作，元杂剧率先异军突起，标志着中国古典戏剧已经成熟。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郑光祖是元代最著名的剧作家。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一百余人，剧目七百多种。现存的元杂剧的数量，仅臧懋循《元曲选》和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所收录的作品相加就有一百六十二种。《窦娥冤》、《西厢记》是最著名的杂剧作品。元杂剧的核心部分是唱词，每一折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组成，并一韵到底；而杂剧的“韵白”则直接采用诗词或顺口溜式的韵文。如《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中莺莺的唱词就化用范仲淹《苏幕遮》中的词句：“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端正好》）”由此可见，元杂剧的曲词创作受到古典诗词的广泛影响。

伴随着元杂剧的兴盛，散曲这一新的诗歌形式也在元代大放光芒，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这种新诗体承继了传统诗词的因素，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从形式上看，它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相同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一部分。与诗词相比，为了适应即兴抒情和演唱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语言以俗为美，别具特点。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时，散曲可根据作者需要随意增加衬字，从一字到十数字不等。散曲的语言（特别是衬字）主要是口语、俗语，因而散曲的语言更自由轻灵，更适宜于表达即兴的、活泼的情感。因此，“尖歌倩意”（燕南芝庵《唱论》）成为散曲的主要艺术特征，打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对诗歌的束缚，使得散曲的形式和内容具有崭新的面貌。从内容上看，散曲则远远超出了传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