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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时期，各类文体渐趋完备，文学的概念也更明晰，文学日渐受到重视，并最终与经学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学术和教育之林。随着社会思想的演变，文学日益改变了宣扬儒家政教的面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追求，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魏晋时期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当时的作家第一次明确了文学的概念、本质和作用。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指出了“诗赋欲丽”的观点，提出了“文气”的概念，并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所说“文章”包括诗、赋在内。曹丕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儒家经典相等的地位，对于文学的兴盛有重要意义。陆机在《文赋》描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尤其是创作中的心理现象：“灵感之去来，非意志而能控。来则文思泉涌，无往不得，去则笔底粘滞，苦索无获。”他进一步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对曹丕理论的补充和发挥。他强调了“情”对于诗的重要意义，对文学的抒情特征和艺术的美感给予高度重视，进一步揭示了文学的特征。

文学理论的初步形成，特别是关于诗赋写作规律的揭示，极大地促进了诗歌教育和诗歌创作的繁荣。魏晋时期涌现了众多著名诗人和大量诗歌作品，文人创作的中心从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随着诗人群体的出现，诗歌的娱乐性与社交功能更加明显。五言古体在汉代逐渐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尤其是曹植）、阮籍、陶渊明等人的创作，在题材领域和表现手段上又有新的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显示了七言古诗自汉代以来的显著进步。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期的政治中心，又是文坛领袖。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其中曹植在文学上取得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有《魏武帝集》。曹操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他的现存作品，都是曾经配乐演唱的乐府歌辞。曹操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并且一生对音乐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乐府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而有很大突破和创新，如《善哉行》、《苦寒行》等继续沿用民歌中常见的题材，而《薤露行》、《蒿里行》则直接反映东汉末年的重大历史事件，突破了民歌的传统。如《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犹如一幅历史画卷，概括了讨伐董卓战事失败以后民不聊生的事实。语言之简洁，气魄之宏大，感情之深郁，在乐府诗中是前所未有的作品。

《诗经》之后，四言诗已经衰微。而曹操的四言诗却异军突起，取得了很高成就。他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都是四言诗。前者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全诗流动着悲凉慷慨、深沉雄壮的情调。后者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抒发了英雄之志，给人以奋发之感。曹操的这两首诗是汉魏六朝时期最优秀的四言诗作品。

建安时期，在把乐府诗从民间文学形式改造为文人诗歌主要形式的过程中，曹操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乐府诗歌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的诗歌风格与审美情趣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诗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感情悲凉慷慨，跌宕起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由于他的影响，曹丕、曹植及其他建安诗人，也写作了相当数量的乐府诗。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曹丕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很重视，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他的诗作中乐府歌辞与古诗大约各占一半，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题材，善于抒写游子思乡、思妇怀远之情，以委婉细致见长。语言虽明显带有民歌的特点，但华丽精致，通脱流畅。五言体《杂诗》二首的风格与《古诗十九首》略近，文辞清绮，语浅情长。其七言《燕歌行》二首在文学史上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