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部分(第2/4 页)

视也好。同看电视的病友交谈起来，都说节目不够丰富。但要是连这些节目也没有，我怎么熬过病房里的夜晚呢？！

药有效，病继续转好，但更加缓慢，有时好像停滞不前似的。作为锻炼，我每天三顿饭后都要在走廊上散步，来回三圈共走六百步。头两个月我撑着木拐走，到第三个月我便改用手杖。最初走到第二圈便感到吃力，后来走完三圈才想休息。但以后，第三圈还不曾走完，又感到疲乏了。作为锻炼，我仍然每天写一两百字，我用三百字或二百四十字的稿纸。摔伤前两三年，我经常诉苦：“写字越写越小。”第一次出院后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写满一张稿纸可以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字写在格子里面，现在几乎可以做到字字入格、大小一致。可是一笔一画地写，动作十分迟缓。有时写封短信也要花费一个上午，而且相当吃力。我又着急起来：难道进展就到此为止吗？好像正是这样。

我在前面说过“不悲观”，说过“则安之”。其实我偶尔也有悲观和不安的时候。在那些时候我就睡不好，心里烦躁，在床上不断翻身，第二天精神不好。听见来探望的友人说：“你已经恢复得很快了！”总觉得不好受。当然我经过思想斗争也一次一次地克服了悲观和烦躁，不然我就难以支持到今天。

病中听到朋友逝世的消息总有点“伤感”。这次我住在北楼，去南楼不方便，又要经过有穿堂风的走廊，我走不了那一大段路。不过偶尔有一两位病友从南楼走过来看我，例如师陀和林放，谈起来我才知道一点南楼的情况。听说金焰也在那边。我住在南楼的时候，金焰还没有住院。好些年不见他了，“文革”后期，有一次在电车上遇见他，他瘦得厉害。我知道多年前，大概是六十年代初期吧，他患胃病开刀，切除胃以后，效果不好，一直没有恢复健康。他最近入院治疗，可能担心老年病人难熬过冬天的节气。没有料到过了不多几天一位探望的友人就给我带来金焰去世的消息。这并不是意外的事，但我仍然吃了一惊，马上想到了“冬天的节气”，也就是想到了自己。已经迟了。他死在南楼，我都不知道，不能和他的遗体告别，我托人在他的灵前献了一个花圈。

我是金焰同志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观众。五十年代中我们常在一起开会，见面时仿佛很熟，会后却很少往来。五十年代后期吴楚帆带着粤语片《寒夜》来上海，由他陪同到我家做客，我们三个人谈得融洽、愉快，还同去看了《寒夜》。吴楚帆是回来领取《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他的演技受到了普遍的赞赏。过去金焰是国语片的电影皇帝，吴楚帆是粤语片的电影皇帝。吴主演的片子越来越多。金主演的片子越来越少。这次我们见面以后，他曾到西北深入生活，据说要编导或主演一部反映大西北新貌的片子。剧本没有搞出来，他病倒了。后来听说他的胃动了手术后，长期不想吃东西。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在黄山休养，他也到过那里，身体不好，不能拍戏，他喜欢搞点业余木工。在“文革”之前我大约还见过他两三面。要是没有人向我提起他，我和观众一样早已把他忘得干干净净了。为什么他的死讯使我震惊？使我痛苦？

病中（五）（2）

我一夜没有睡好。但是我想明白了：一个艺术家长期脱离自己的创作实践，再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了。我只有在自己给疾病折磨了两年以后，才理解这位不幸的亡友的心情。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

我的老家（1）

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去年九月访问成都后，经上海回国。我在上海寓中接待他，他告诉我他到过我的老家，只看见一株枯树和空荡荡的庭院。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树。他轻轻地抚摩着粗糙的树皮，想象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水上先生是我的老友，正如他所说，是文学艺术的力量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一九六三年我在东京到他府上拜望，我们愉快地谈了南宗六祖慧能的故事。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开会，听说他和井上靖先生在京访问，便去北京饭店探望他们。畅谈了别后的情况。一九八○年我四访东京，在一个晴朗的春天早晨，我和他在新大谷饭店日本风味的小小庭院里对谈我的艺术观和文学生活，谈了整整一个上午。那一盒录像带已经在我的书橱里睡了四年，它常常使我想起一位日本作家的友情。

水上先生回国后不多久，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给我寄来他那篇《寻访巴金故居》。读了他的文章，我仿佛回到了离开二十几年的故乡。他的眼睛替我看见了我所想知道的一切，也包括宽广的大街，整齐的高楼

还有那株“没有一片叶”的枯树。在我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