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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下去，一直到给扔进字纸篓送到废品回收站，倘使不是这深夜我忽然把它找了出来。

我过去常说我这一生充满着矛盾，这还是在美化自己，其实我身上充满了缺点和惰性，我从小就会“拖”和“混”，要是我不曾咬紧牙关跟自己斗争，我什么事也做不成，更不用说写小说了。那么我怎么会在深夜找出这份关于亡友的材料呢？可以用我在前一篇《随想》里引用过的一句话来解释：“我从日本作家、日本朋友那里学到了交朋友、爱护朋友的道理。”当初讲了这句话，我似乎感到轻松，回国以后它却不断地烧我的心。我作访日总结的时候并没有提起这样一个重大的收获，可是静下来我老是在想：我究竟得到什么、又拿出了什么；我是怎样交朋友、又怎样爱护朋友。想下去我只是感到良心的谴责，坐立不安。于是我找出了放在抽屉里的那份材料。

是这么一回事。我记不清楚了，是在什么人的文章里，还是在文章的注释里，或者是在鲁迅先生著作的注解中，有人写道：曾经是鲁迅友好的黎烈文后来堕落成为“反动文人”。我偶然看到了这句话，我不同意这样随便地给别人戴帽子，我虽然多少知道一点黎的为人和他的情况，可是我手边没有材料可以说清楚黎的事情，因此我也就不曾站出来替他讲一句公道话，（那时他还活着，还是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这样，流言（我只好说它是“流言”）就继续传播下去，到了“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到处编印鲁迅先生的文选，注释中少不了“反动文人黎烈文”一类的字句，这个时候我连“不同意”的思想也没有了，我自己也给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我看到鲁迅先生的作品选集就紧张起来，仿佛又给揪到批判会上，有人抓住我的头发往上拉，让台下的听众可以看到我的脸。这就是使我感到奇耻大辱的两种“示众法”。它们的确让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只有身历其境，才懂得是甘是苦。自己尝够戴帽子的滋味，对别人该不该戴帽子就不会漠不关心；自己身上给投掷了污泥，就不能不想起替朋友揩掉浊水。所以我的问题初步解决以后，有一次“奉命”写什么与鲁迅先生有关的材料，谈到黎烈文的事情，我就说据我所知黎烈文并不是“反动文人”。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到过台北，去过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儿子都是我的熟人。黎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在台湾大学教书，并不受重视，生活也不宽裕。我同他闲谈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并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他是抗战胜利后就从福建到台北去工作的，起初在报馆当二三把手，不久由于得罪上级丢了官，就到台湾大学，课不多，课外仍然从事翻译工作，介绍法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如梅里美的短篇集就是交给我编在《译文丛书》里出版的。雨田也搞点翻译，偶尔写一两篇小说，我离开台北回上海后，烈文、雨田常有信来，到上海解放，我们之间音信才中断。我记得一九四九年四月初马宗融在上海病故，黎还从台北寄了一首挽诗来，大概是七绝吧，其中一句是“正值南天未曙时”，语意十分明显。一九四七年黎还到过上海，是在我去过台北之后，住了半个多月，回去以后还来信说：“这次在沪无忧无虑过了三星期，得与许多老朋友会见，非常痛快。”他常到我家来，我们谈话没有拘束，我常常同他开玩笑，难得看见他发脾气。三十年代我和靳以谈起烈文，我就说同他相处并不难，他不掩盖缺点，不打扮自己，有什么主意、什么想法，都会暴露出来。有什么丢脸的事他也并不隐瞒，你批评他，他只是微微一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始终没有发现他有过反动的言行，怎么能相信或者同意说他是反动文人呢？

不用说，我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因为在我的身上还留着别人投掷的污泥；而且要给一个人平反、恢复名誉，正如我们的一句常用语：“要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要先办一些手续，要得到一些人的同意，可是谁来管这种事呢？

不久我就听说烈文病故，身后萧条，但也只是听说而已。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开会，遇见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朋友，听他谈起雨田的情况，我才知道烈文早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就已离开人世，雨田带着孩子艰苦地过着日子，却表现得十分坚强。我托朋友给我找一点关于他们的材料，并没有结果。后来我偶尔看到几本香港出版的刊物，有文章介绍台湾出来的作家，他们都用尊敬的口气谈起他们在台大的“黎烈文老师”，这件事给我留下深的印象。去年有一个年轻的华侨作家到我家来访问，我提起黎的名字，她说他们都尊敬他，她答应寄一篇文章给我看看。她回到美国不久文章果然寄来了，就是那篇《黎烈文先生丧礼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