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3/4 页)

。”这个家伙被弄得很尴尬，第二天被带走时，和李立三握手，悄悄地说了一声：“你真是个好同志！”李立三心里豁然一亮：这果然是一次考验。

另有一次，李立三被调到大牢房里，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这也是内务部惯用的伎俩：利用刑事犯去整治###，以摧残其意志和身心健康。李立三很快发现同牢里有一个“大块头”，满脸横肉，敞胸露怀，炫耀着自己的文身。刑事犯们毕恭毕敬地侍候着他，惟命是听，狱外还常有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把一筐一筐的水果给他送进牢里，再由他分给小喽啰们吃。李立三马上判断出，这肯定是黑社会的头目，他想起在安源、上海等地和青帮打交道的经验，便采取巧妙的办法，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大无畏的表现和称兄道弟的攻心战术，很快就把这个头头争取了过来，保护了自己，避免了来自刑事犯的欺压和虐待。

远离祖国，身陷囹圄，有冤难申，李立三的心情可想而知。每当看守所发放生活补助费、站在门口念名单时，受到家人关照的难友们一个一个脸上挂上笑容，李立三就更加感到形单影只的忧愁，以为自己不会有这样的福分了。未料，在坐牢半年多之后，有一次他模模糊糊地听到喊自己的名字，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仍坐着不动，直到看守不耐烦地又喊了一声：“李明！”他才起身走到门口。难友们看见一个外国人居然拿到家人送来的钱款，个个惊异万分。李立三领会到这是夫人李莎的心意，激动得热泪盈眶，性格刚强的他此时刷刷地掉泪也不怕别人笑话。

从此，李立三每月拿到50卢布，可以改善生活了。原来狱中吃的只有黑面包和稀粥，根本没有蔬菜，严重影响了囚犯的身体健康。现在李立三在狱内小卖部经常买一些胡萝卜和洋葱生吃，解决了维生素缺乏的问题，又买一些肥皂来洗脸洗澡。他还是个“大烟筒”，现在可以买烟抽了，当然是非常高兴的。但最使他高兴的不是香烟，也不是蔬菜，而是精神上的支持。有人思念，有人关心，他就更有信心坚持斗争、生存下去。此情此景，他出狱后经常给李莎讲述，回国以后见到刘少奇、陈云等也都讲过。李莎和李立三两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在患难中磨炼得更加亲密深厚了。

李立三走出冤狱，真可谓死里逃生。一方面，这是他在狱中坚持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周恩来、王稼祥两位同志为他交涉、作证。1939年7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医治臂伤，这才知道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逮捕的消息，他当即向苏联有关部门进行交涉：“你们这里关了一位叫李立三的同志？”他们查了名册后回答：“有这样一个人。是根据你们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建议逮捕的。”周恩来气愤地说：“那是一桩冤案。李立三是有错误，那是事实，但说他是托派、坏人，这纯粹是诬陷。”共产国际档案材料写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开会研究李立三问题的时候，周恩来出席，肯定了李立三入党以来为党所做的有益工作，并表态说：他和李立三长期共事，可以证明李立三和托派及党内叛徒从来没有什么勾结或私人往来，也从来没有纠集反党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这样的证词在当时的分量真是字字千钧呀！

txt小说上传分享

铁窗苦斗：李立三在狱中纪实（3）

1939年11月4日，苏联内务部向李立三正式宣布了审查结论。结论中说：“鉴于李立三在法庭上否定了原有控告，法庭决定进一步审理此案。现经调查证明，原李立三案件的审查办法是错误的，对李立三的控告纯属沃尔夫松（注：审判员）等人的杜撰诬陷。李立三对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历来直言不讳，并已多次作过检查。现决定结束对李立三的审查，立即释放。”

宣读后，审查员告诉李立三，周恩来现在莫斯科，问他愿不愿意同他见面。李立三当时虽然尚不了解周恩来在共产国际为他作证的事，但他马上想到，这个问题不是随便提出来的，此次他无罪释放肯定与周恩来在莫斯科的活动有关。他当然很想见见周恩来，但又考虑到当时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担心这样匆匆见面会给周恩来带来麻烦，便婉言回绝说：“我的问题还需共产国际作出最后结论，在此之前我与周恩来同志见面恐怕是不大合适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李立三做人的原则立场：他从来不愿意连累别的同志，又坚信真金不怕火炼，真理一定会胜利的。

从后来公开的材料可以看出，李立三不愧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939年10月26日，他在莫斯科监狱中还写道：“使我非常痛心的是，我于1930年犯下极为严重的错误，给党、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