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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是逐利的，买下嘉奖状能省下一些银子还能省心，出门在外不再担惊受怕，一年花这笔银子怎么算都是超值。

嘉靖皱眉道：“假若这嘉奖泛滥出去，怕就怕商贾日渐增多，百姓不务正业。纷纷效仿商贾，做这投机取巧的勾当。”

嘉靖毕竟不是傻子。此时又不禁想到大明朝的国策问题了，徐谦的这一个举措无疑是彻底动摇了大明朝轻商的国策。商人之所以低贱，主要表现在政策上的歧视，商人要押货，按大明律，就必须要有路引，而路引是由官府开具，还必须有人为其作保，虽然大明朝流民甚多，出门在外需要携带路引已经成了一纸空文。可是各路关卡对于商人的检查极为严格，说白了，这些人不去查流民，是因为流民没有油水可捞，而商贾的油水甚大，因此流民们不需要路引，读书人不需要路引，士农工商，人家只抓你商贾。没有路引的，一旦捉到，少不了要关押起来，让家里人来打点；就算是有路引的也少不了寻些理由为难。这种歧视性政策让商贾苦不堪言。

正是出门在外从商之人艰难无比，虽然看上去光鲜，可是吃肉的时候有。挨打的时候也是不少，因此大大制约了商业的发展。不是特别的人，或者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一般人是绝不会从事商业的。

在这一点上，朝廷表现出了默许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若是取消这些制约就能减少从商的阻碍，使得商贾日益增多，成为效仿对象，最后从商的人越来越多，农人不思进取，纷纷抛掉田地去做这勾当，最后不但会败坏社会风气，还可能导致粮食的减产。

嘉靖毕竟是深谙政治的老手，自然不会回避这个问题，他继续道：“假以时日，且不说朝廷之中多少人反对，就说一旦放开了商贾，宫中固然是挣了银子，可是这老祖宗的国策只怕也要面目全非了。

徐谦沉默了一下，道：“学生听过一个典故，没了张家卖肉的，照样还有李家卖肉，朝廷对寻常商贾打压甚紧，使得许多人不敢轻易行商，可是我大明朝照样不是商贾遍地吗？商贾缺一不可，否则我大明朝土地广葆，沃野千里，府县无数，如何互通有无？寻常人固然是行商不易，可是微臣所知的是，一些高官显贵却趁机而入便是觑见了这其中的巨利而指使家人行商，就如永淳商家，他们借着自己的人脉就可以做到畅通无阻，获利无数，祖宗的法度制约了寻常人行商，却是大大鼓励了朝廷官员和各地豪绅行商，结果就是为官者家财巨万，又手握权柄，在地方上呼风唤雨，甚至有人广厦万间，仆从巨万，陛下，豪强之祸猛于虎，不得不有所提防啊。”

两世为人使得徐谦说话的水平高涨，若是你对嘉靖说什么商人有益于社会，商人也有好坏之类的屁话，嘉靖只怕听都不想听，因为在皇帝看来，商人有什么好处跟他有个屁关系，有没有商贾，皇帝老子也是歌照唱，舞照跳，根本就不可能去为这个原因，只因为对商贾生出什么同情，而排除万难去破除祖宗的国策。

徐谦当然不会告诉嘉靖，商人虽然唯利是图，也有他的优点，他只需要告诉皇帝，百姓不能从商，最后就是显贵和官员从商，这些人在朝中既手揽大权，又通过经商积攒了巨大的财富，这个财富甚至比之宫中内库还要不遑多让，他们的奴仆、佃户、伙计相加起来亦是数量可观。

徐谦继续道：“汉亡于豪强，隋亦亡于豪强，这些豪强家世雄厚，人脉错综复杂，既富又贵，平时听命于朝廷，一旦国家有难，则祸起萧墙之内，生出取而代之之心，陛下，学生言尽于此，请陛下自己斟酌吧。”

换做是其他人，比如弘治皇帝，听了这话或许只是一笑置之，因为弘治是个宽厚的人，对身边的人宽厚，对别人也宽厚，不会生出无端猜测。若换做是正德皇帝听了，或许会觉得有些问题，可是他绝不会有这样的魄力，对这样的皇帝来说，及时行乐才是要紧。

可是大明朝有两个皇帝，听到了徐谦这番话是绝不会掉以轻心的，其中一个乃是太祖皇帝，这位仁兄对官员显贵提防甚严，疑心也是极重，只怕徐谦的一番话，这位老兄就要大开杀戒，不杀个血流成河绝不肯罢休。

而另一个就是嘉靖，嘉靖从本质上和太祖皇帝是一样的人，可惜他生不逢时，等他继位的时候，大明的天下已经不再是皇帝一人说的算了，也不是你想杀谁就杀谁，因此他虽与太祖有着同样的性子，既聪明睿智，又多疑甚至残忍，可是他绝不可能像太祖皇帝那样来个快刀斩乱麻。

这个时候，嘉靖皇帝的脸色阴沉得可怕，他负着手，漫无目的地在这房中踱步，眼眸闪烁，那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