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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七·七”事变以来，全国抗战已持续了一年多。中国军队损失了大量人员和装备，海空军战力锐减，陆军因伤亡过重，兵员大多不及编制的一半，因此，南岳军事会议突出强调了整训部队的必要性，蒋介石在会上指出：南岳军事会议“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整理军队、建立军队，……确立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基础。”并宣布，将“全国部队分三期轮流整训，限期完成”，办法是“将全国现有部队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张其购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195、1197页。＇

整训军队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订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在教育训练方面，要求通过短期训练，提高官兵技术、战术技能。要求注重发挥官兵的进取心，培养官兵的攻击精神和强韧的战斗意志。为了学习游击战，军训部在湖南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训练班任教。在改订编制方面，精减非战斗的机构和人员，充实作战部队。按照这一原则，军事委员会决定原有的军委会、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和基本战略单位师的7级指挥机构中，废除兵团、军团两级，并以军力基本战略单位，还决定废除旅级编制，以便战略指挥和战术指挥都能更加灵敏快捷。此外，对兵员补充、后勤保障等方面也提出了相应的改进要求。

上述二期抗战的指导方针及相应的各种军事计划无疑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一方针并未贯彻始终，特别是在反共倾向逐步加剧的情况下，二期抗战方针的内容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派往敌后本应对日游击作战的部队逐渐成为与中共抗日武装磨擦的主力；连续发动有限攻势的规定在1939年以后也基本被消极应付所取代；整训部队日后也成了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代名词。造成二期抗战方针不能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根本原因不在军事，而在于政治上反共倾向的抬头。

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继南岳军事会议之后，1939年1月21日至31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初召开的一次对抗战颇具影响的会议。有155名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和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出席。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亲任主席，主持了会议。五届五中全会的内容涉及第二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主要议题是抗战和党务问题。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表现出积极与消极方面交相并存的双重性。

在抗日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基本上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武汉会战后，日本改变了侵华策略，着重从政治上进行诱降。中国国内、尤其是国民党内妥协求和的空气再度上升，对此，五中全会在其宣言中重申：“吾人所求为合乎正义之和平，非屈服之和平，屈服只以助长侵略。中国若怵于日本暴力，以屈服谋一时之苟安，则将降为日本之殖民地。”＇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43页。＇

表达了坚持抗战的意向。蒋介石也在题为《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开幕词中，批评了对日和平的倾向，表示要坚持抗战。蒋介石表示：“我们的精神绝对不要被敌人所胁制，我们更绝对不能受敌人的欺骗。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唯一的方略，这就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张其购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210页。＇

但是，五届五中全会在抗战问题上也存在不彻底的方面。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目前如果妄想妥协，希求侥幸的和平，就无异自投罗网，自取灭亡。须知敌国前首相近卫上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所谓调整国交的谈话，实在是诱降的文告，而不是讲和的条件。如果依此而讲和平，老实说就是降服。”＇张其购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210页。＇

蒋介石虽然反对现时对日妥协，但并未断然排除与日本谈判媾和的可能性，问题在于时机和条件。

党务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