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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与部分国民党参政员在重庆参观了部分民营内迁厂，并题词赞扬。周恩来的题词是：“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董必武的题词是：“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邓颖超的题词是：“合作奋斗，发展生产”。

1942年元旦，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牛角沱生生花园举办了为期半个月的“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会上展出各厂家的各类产品和各种图表，展示内迁生产的成绩。中外人士交口称赞：在战时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民族工业仍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在短短四年中创造出令人震惊的奇迹。国民党军政要员林森、冯玉祥、居正、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等，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备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国驻华大使都前往参观，并题词勉励。周恩来参观渝鑫（大宝）钢铁厂时题词：“没有重工业，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战时大后方尤其重庆工业的勃兴，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经济现象。大后方的工业发展好景并不长，到1942年达到顶点后，便日趋衰落。

正如有人所说，辛勤培植的后方工业，“宛如昙花一现，瞬息逝去。”＇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246页。＇

三、战区部分高校内迁

全国抗战之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国立、私立及外国教会办的各种高等学校共108所，其绝大部分分布在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尤其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内，108所高校即有91所遭敌破坏，其中25所因被破坏严重而停办。在高等教育面临危急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匆忙下令沿海各高校内迁。教育部指示平、津、沪、京等地的一些重要高校西迁西南与西北建立抗战教育基地。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为了扶持高校内迁和建立战时教育基地，国民政府制定与颁布了一些教育改革政策，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如对内迁学生实施生活救济，以解决生活困难和稳定战时高校的教学秩序；对夫学学生进行登记并分发到战区服务或到各高校借读；对在校生，酌量减免学杂费用，并发放贷款（后实行公费教育制度）。

据统计，自1938年3月至1939年止，教育部津贴各校贷金者达10至14万人。又如高校招生实行变革，以扩大招生面。1938年教育部颁布统一国立与省立高校的招生命令，在大后方与战区、游击区甚至敌后分设招生点，统一招生考试；对因战争而失学的学生，只要持有“同等学历”证明，可以免试入大学，或到其他大学借读；对文化程度尚不够升入大学的考生，由各大学开办“先修班”予以容纳；允许各文法科大学改变战前行政院的限制进行招生。此外，对失业教师进行登记与分配工作，并且增加师范教育，以解决高校师资力量。为适应抗战需要，还下力培养职业建设人才，并鼓励科学研究。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战后开始施行的一些进步的教育政策、措施，对于支持和扶植高校内迁和发展战时高等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沿海、沿江各战区的高校内迁，是在战争爆发后或战火迫近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随着战争的变化，内迁的高校又一迁再迁，使这场中国教育史上教育中心自东向西的大迁徙运动，持续了8年之久。自1937年到1939年，中国东部战区各高校，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未动，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其余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在卢沟桥事变后迁往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又迁至昆明，正式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北洋大学、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迁至陕西台组西安临时大学，后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金陵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东北大学等31所高校迁至四川，国立浙江大学先迁浙西天目山，再迁江西、广西，后迁至贵州遵义；国立中山大学迁往滇南澄江，等等。

从1940年开始，英美与日本关系日趋恶化；上海租界形势紧张，后日军侵占东南亚和南亚，华南亦岌岌可危，于是原迁上海租界与原迁云南、广西等地的高校又相继内迁，如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等从上海租界迁往重庆；滞留北平的私立燕京大学迁到成都；原迁滇南的国立中山大学迁往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