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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冷看了一眼，不再理他了！

被捕入狱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晚上九时左右，周家大门外面的马路上，传来

一阵汽车的刹车声。一会儿，进来三个人。走在前面的，是驻上海京剧院的

工宣队员，后面跟着两个穿军服的人。

那领头的提着嗓门对周信芳说：“市里找你去，快收拾一下，跟我们走

吧！”

这时，周夫人已病倒在床上。她听到这些话，便用手肘撑起身子，惊慌

地问：“你们要带他到哪里去？天都这么晚了！”

“这个你不用问！”工宣队员生硬地回答了一句，回头又对敏祯说：“你

帮着收拾一下，准备一条棉被和两套替换衣服，别的什么都不许带！”

周夫人带着哭音叫道：“我是他的家属，他是我的丈夫。你们应当告诉

我，究竟要把他带到哪儿去？”

一个穿军装的说：“告诉你也可以，这不需要保密。我们是市革委会专

案组的，三反分子周信芳已经被批准隔离审查了！”

“有批文没有？”周信芳微仰起脸，用平静的声调问道。

“当然有！”那个穿军装的傲慢他说，“这里春桥同志亲自批的，但没

有必要给你看！”

周信芳知道跟他们说理是没用的，便走到床边，搂着夫人的肩膀，让她

重新躺下，说：“丽琳，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吧！”说罢，他迈开瞒珊的

脚步，朝房门外走去。

第二天，“四人帮”又派人到周家，再次抄家，并且又拘捕了周少麟。

一连串的重大打击，使病中的周夫人更加一蹶不振。她对在一旁啼哭的

儿媳敏祯说：“别哭了，一切都了结了。”

从此，周夫人滴水不进，仅仅过了三天，她就含冤长逝了。

当时，周信芳被关在上海西郊漕河泾镇附近的一所少年犯管教所里。在

一道两丈来高的水泥围墙里面，有一排四幢三层的红砖建筑。“一月风暴”

后的几天内，这里的少年犯就被清理一空。有的移送提篮桥监狱，有的转到

劳教农场劳动，但大部分被放掉，让他们到社会上去参加“文化大革命”。

如今，这里关满了数以百计的“专案审查对象”，其中有原中共上海市

委的常委、部长以及副市长、正副局长，还有高等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和

大批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周信芳就被囚禁在第二幢楼房三层楼的一间监房

里。

奇特的外调

伴随着周信芳的，是无休无止的审问，写不完的交待以及忍受不了的折

磨。但他偶或也会碰到意外而有趣的事情。

那是一九六九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有人来找周信芳外调。在一个专用的

房间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另一个是外调人员，四十

多岁，穿了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专案人员照例先讲了几句“必须老

实交待，不准隐瞒”之类的话。接着，那位外调人员问：“周信芳，你认识

×××吗？”

这是个陌生的名字，周信芳想了想，然后摇头说：“不认识！”

“真的不认识？那他怎么交待一九三二年在汉口的时候，跟你在一起

的？”

“哦，一九三二年。。不，我根本没遇到过这个人。”周信芳实在想不

起有这么个熟人。

那个专案组人员见状，便光起火来，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吼道：“周信芳，

你要老实交待跟那人的关系，否则罪加一等！”

周信芳则平静地缓缓回答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如果‘不认识’也

算是一种关系的话，那么我跟那个人就是这种关系。”

那个外调人员倒是沉得住气，他不紧不慢地劝了周信芳几句，无非是“再

好好想想”，“要考虑后果”之类的话。

彼此沉默了一会儿，那位专案组人员便与外调人员耳语了一阵子，然后

打了个呵欠，离开了那间小屋。临走前，他对外调人员说：“你自己问吧！”

专案人员一走，那外调人员突然变得和颜悦色了。他神秘地压低了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