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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总编辑时，与沈钧儒共事过（沈是主笔），两人私交甚笃。陈布雷在日记中对沈钧儒多有诟病，那是他的立场所至。据说庐山谈话会中，叶楚伧想让沈钧儒等俱悔过再由杜月笙保释，送到庐山开会，以掩饰当初逮捕七君子并未做错。当时陈布雷、张季鸾都在场，蒋介石说“不要这样麻烦了”，叶楚伧却说：“钧座放心，沈钧儒已同意这样安排，”蒋指示“一定要在开会前把他们送来，”谁知沈钧儒等不买账，写了一篇“答辩状”，当时报上不敢发表沈等“答辩状，”张季鸾当然经陈布雷默许，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沈等的“答辩状”，1937年7月31日沈等七君子无条件出狱，被接至南京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张季鸾特地在中央饭店门口迎接。陈布雷虽未直接与沈等接触，但他是默认张季鸾这样做的。西安事变，陈布雷通过张季鸾的《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论，指张学良“叛国”，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回京，被软禁起来，张季鸾认为张学良悔过“是真诚的，”这一点陈布雷也有相同看法，但他不敢明说，1937年6月初，张季鸾去庐山参加谈话会，张季鸾还向蒋力谏放张，蒋介石不表态，张季鸾激动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1937年7月19日，蒋介石召集在庐山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达成改组工农红军为国军共同抗日意见，召见了张季鸾，陈布雷也在场，蒋只告知张一个字“打”，张就逢人便说：“《大公报》方针已定，我刚才见了委员长，他表示抗战决心已定，一个字——打！”《大公报》就全力宣传抗战，陈布雷其力乎！

其后，王芸生接了张季鸾的班，在陈布雷日记中，代替张与陈打交道，陈布雷代表国民党控制《大公报》，主要通过张季鸾、王芸生等之私交，并不强制下令，而是潜移默化，让新闻界为国民党做“小骂大帮忙”的事，当然，在爱国这一点上，张季鸾应该说是不亏的，当然，陈布雷在经济上也帮了《大公报》不少忙，战时外汇很紧，陈布雷在日记中常记有给《大公报》搞了几十万美金以购买设备和新闻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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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对子女、家乡情钟万千

从1940年到1942年，陈布雷对大哥与四弟和子女仍寄以极大关心，特别是对他的爱女陈琏，因1941年“皖南事变”，一度失踪，陈布雷更是日夜焦虑，他托他的外甥翁泽永给郭沫若当秘书之便，向周恩来打听过下落，1942年初得悉陈琏行踪后，在日记中几乎有20几次记到怜儿怎样怎样，一片爱女之心跃于纸上。

1941年9月14日日记中记到对子女教育，那一天是星期日，陈记：“七时起，为迈、远、遂三儿各书一自省课目，召集讲解之，盖性行各有偏至与缺点也，讲毕付之保存，细儿亦与于听讲焉，致泉儿皓儿各一书……”，这时陈琏已失踪几月了，陈布雷觉得非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和管束了。1942年元旦，正逢其妻子王允默50岁生辰（1月26日），陈布雷在元旦日记中记：“……十一时到官邸谒委员长。行礼毕并报告数事，旋奉命至交通银行访友未遇，留剌而归，即偕九妹、细儿等回老鹰岩，今日为阴历十一月十五日，并预祝允默五十生辰（一月廿六日），特在山寓备酒肴汤团，集家人作一日之欢，肴馔系四弟望弟所备，到四弟、七弟、二儿、三儿及实之、积祚等十六人，欢叙至四时始散……余饮白兰地二杯余，酣睡至七时始起，精神愉快，八时略进稀饭，集家人欢叙一室，并听广播，以终年劳碌，今日完全休息，十时即就寝。”这可以说在战时陪都一次家人的难得的团聚，就是缺了一个他心爱的怜儿。但是过了一个多月，陈琏突然有消息了，实际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琏根据组织上布置，离开西南联大，转移到云南农村隐蔽，后来党组织见一个女孩子，在农村长此以往不很安全，就指示她可以回到重庆，所以她先与在云南昆明的八叔联系，1942年2月7日，陈布雷日记中记：“……七弟、细儿来，闻怜儿有消息，且悲且喜……”2月8日日记中又记：“……今日续有二喜讯，一为六弟安抵肇庆，一则怜女已有来函告行踪也……”陈布雷在日记中还坦露心境：“……七时，惟果伉俪携儿女来，留共晚餐，此心乃怡悦，余近年最爱与十岁以下小孩接近，殆老年心境欤。”但陈布雷心境还是烦忧的，2月12日日记中记：“今日天气严寒，为四川所罕有，余心中忽感繁乱与凄苦，竟日不欢……自七日以来此心即感极端之沉闷，强自镇抑，不使发作，允默知余心境，遂亦留此相慰，余细思烦闷之由来，当有数因：（一）时局日益紧张，今后一切应付，弥感艰难，孱躯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