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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west　munications）、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en）都卷入了丑闻。这种情况证明安然丑闻不过是公司高管精心设计的巨大骗局，目的就是为了欺骗投资大众，劫掠他们自己公司的真金白银，让员工的养老金破产。他们阴谋操纵市场，让整个社会因此一蹶不振、元气尽丧。声望很高的金融分析师们的本来职责是为公司股票提供公正的评估，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设下骗局欺骗公众，是因为他们的公司要么准备参与该企业的证券业务，要么希望作为证券包销商涉足企业经营。华尔街公司和它们的同谋公司为自己辩护的托词极尽诡辩之能事，其目的是为了掩盖安然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阴谋诡计，让他们成为与菲利普·阿诺德和“沉默的”约翰·斯莱克一样优秀的后继人。在公司“翻了白肚”的时候，前25家破产大公司的内部人士依靠销售股票和企业红利获得了33亿美元，然后卷款潜逃了。直到人们披露这些公司的造假骗局的时候，才发现那些自我标榜为史无前例的经济先驱者、甚至于经济*的先驱者的人们，他们的骗术足可以与赛乐斯上校或者爵士时代热衷于“新时代”的骗子们的骗术相媲美。

可是，尽管两者的相似性令人寒心，社会公众对于华尔街的违法活动依然保持沉默，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料。特别是在胡作非为的规模如此巨大，而且它们与股票市场内部崩溃有着紧密联系的情况下，这种沉默的确出人意料。事实上，在安然公司的丑闻最初被披露之后，丑闻公司隔三差五地陆续浮出水面，人们的脑子都麻木了。当然，和1929年市场崩溃的严重后果相比，华尔街逃脱了人们对于它出卖公众信任的严厉责难。立法机关做出的唯一反应就是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Bill），仅仅是要求证券行业披露一点点以前用不着披露的信息。有些华尔街商号因为行为不当而不得不支付了巨额罚金，一些公司高管和财务主管最后倾家荡产并且锒铛入狱。但是，举例来说，没有人要求更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这是罗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金融监管与投资保护法令，它能够防止同一家企业内部的商业运作部门与投资银行部门产生内在的利益冲突。恰恰相反，1998年这项法令被废除了。这发出了一个信号，举国上下醉心于自由市场的势头方兴未艾，而自由市场观念早在里根时代就已经落地生根了。政府对于信息时代的“金钱托拉斯”也没有展开正式调查；与20年代几乎降临到威廉·杜尔或者投资组合管理者身上的灾难相比，今天甚至人们的道德义愤都显得不温不火。实际上，刘易斯·拉普翰姆（Lewis　Lapham）在《哈珀氏杂志》上把政府的议事日程描述为一种“阶级斗争的行为……不是愤怒的穷人拿着麻袋洗劫富人的豪宅，而是受到委屈的富人把放肆撒野的穷人的小茅屋给烧个片草不剩”。

在小布什总统开始其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华尔街又有一些新的欺诈丑闻被媒体揭露出来，这些新闻往往都上了美国都市日报的头版头条。于是，总统提出了社会保险基金私有化的议案，也就是说，要把美国退休工人的物质福利委托给那些金融机构管理。可是，不久前人们还发现这些机构不仅不能尽职尽责，而且其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都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由于总统提出的建议不合时宜而且把手伸得太长，最终弄巧成拙。由于国会未能通过，这项议案最后胎死腹中。这一事实有力说明，华尔街的骗子形象仍然萦绕在人们心头。然而，总统选择在一个特别不走运的时刻参与这场战斗这一事实也表明了别的东西。也就是说，由于民众对于自由市场的信心已经变得非常有弹性，以至于这种将会导致民愤爆发的议案也是可以容忍或者至少是可以考虑的，而在前几代美国人看来，这种议案是需要断然拒绝的。反过来说，这种公众反应所发出的信号是他们将永远不再相信政府能够成为经济的监管者和庇护者。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在角逐政治权力的选战中被动员起来的民众要担当经济警察的角色，而且要防止实力强大的私有制经济势力滥用手中的经济实力。可是，新千年伊始，亿万群众却被劝说相信，政府官僚制度抑制了而不是促进了经济生活的繁荣、*与公平正义。现在许多人信仰的这种经济*可以被归结为“一张股票，一张选票”。许多美国民众开始以为，市场经济是人类获得自由的一个渠道。而且，在网络经济泡沫彻底破灭之后，金融市场并没有引起任何灾难性后果，这进一步让人们感觉不要急着与华尔街这种已经脱胎转世、洗心革面的骗子发生正面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