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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在欢庆某种纪念农神的狂欢节。”整个立法体系确实有被金钱收买的危险，在这个市场上，“选票可以讨价还价地进行买卖，原本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各种法律变成了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尽管亚当斯兄弟最担忧铁路大亨们不受制约的权力，但是两兄弟还是感觉到整个共和国的团结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有一小撮以欺诈为生的“金钱统治集团”存在着。

所有这一切买卖似乎都是非法的。一批未经法律或者惯例认可的特权精英阶层统治着全体国民，这个统治阶级散发出一种贵族的傲慢气息，华尔街特别符合这个统治阶级的形象。就像看待历史上的封建贵族一样，平民百姓认为贵族的财富是不劳而获的财富，贵族全是吸血鬼，他们专门榨取劳动者的血汗。在全国各地的农场、工厂、轮船和铁路上辛苦工作的劳动人民仍然信守工作伦理的道德约束，可是他们的血汗却被贵族们榨取一空。贵族是有害的寄生虫，这个文化形象在美国人的政治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华尔街所从事的神秘莫测而且往往是偷鸡摸狗式的纸面财富交易为人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华尔街是在背离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华尔街的投机活动造就了一大批专靠股息生活的脑满肠肥之辈（食息阶层），这些人不光依赖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劳动果实为生（正如旧世界的封建地主依靠收取地租为生一样），他们还依赖全国人民的物质生产与技术创新为生。

因此，在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里，劳动者的起义运动以及党派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包括反托拉斯运动、格兰奇农民协会、美钞与劳动党、农民联盟、人民党、劳工骑士、工人阶级武装民兵，还有几十个无政府主义党派与社会主义党派。他们都把矛头指向了华尔街，把它当做统治阶级的组织者和司令部。显然，在政治体制上华尔街并非美国土生土长的东西，而是国家肌体上的恶性肿瘤。美国人民致力于实现这样的理想：在新的世界里原有的各个社会阶级将不复存在，即便说阶层区别仍将存在，也势必要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华尔街的权力膨胀现象非常令人警醒，它几乎成了“伤天害理”的代名词。

最后，另外还有一些因素酿成了这个文化苦果，即华尔街在经济上实行封建专制*、在政治上实行秘密的幕后操纵、在社会上炫耀贵族排场，种种情况表明华尔街仇视*制度的态度是极其有害的。在欧洲，我们不难发现有些贵族拥有健全的社会责任感。贵族的社会地位越高就越是感觉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越大，英国所谓的“托利派社会主义”思想有时甚至能够缓冲阶级之间的激烈对抗。家庭出身、文化教育以及世袭特权三者的结合可以超越贵族们全然唯利是图的自私动机，即便是拥护联邦制度的贵族们也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虽然如此，正如所有高贵的人们一样，他们对于总体利益的关注永远无法与统治阶级主流的精英意识相抗衡。可是，在19世纪末的美国，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

贵族老爷（11）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是耶鲁大学知名的社会学家，也是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倡导者。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社会各阶级之间互相有什么亏欠？》的长篇大论。萨姆纳认为，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新世界里，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做出了冰冷而强硬的回答：“基本上谁也不欠谁的。”对此，许多刚刚富裕起来的金融家和实业家高举双手大表赞成。那些像他们一样，在生存竞赛中率先抵达终点的人显然是最能适应生存环境的人。既然诸如显赫的家族背景、名校的精英教育、从政为官的生涯或者其他资深的专业证书这类东西几乎无法让这些人笃定有朝一日要取得显赫的社会地位，那么，大堆大堆的金钱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而且金钱的确必须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梦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把金钱这个唯一的标准变成了一种自立自足的道德理由。同时，它史无前例地为这种没有责任的权力提供了一套合理化的说词，也安慰了那些不太适应生存竞争的人们，成了治疗其“红眼病”的眼药水。如果每个人都服从市场的铁律，那么他们最终也会在生存竞争中名列前茅，或者至少也能达到他们命中注定会取得的那个名次。在这个寓言故事里，即使社会进步的益处并不能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社会进步的价值仍然是确定无疑的。这个社会自我调节的奇妙体系完全符合新一代企业大亨们的自然本性。因为他们不希望任何东西打扰他们的赚钱事业，也不愿意为政治事务而忙忙碌碌。或许在他们看来，政治事务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气恼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