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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商业共和国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反驳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杰弗逊、麦迪逊以及其他主要的*与共和派其实早就知道了这位财政部长有不轨的性行为，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地怀疑他有滥用职权的行为。可是，他们强烈反对汉密尔顿的金融与商业计划，反对他创设国家公债、建立中央银行以及补贴新生国家的制造业的建议。虽然杰弗逊和他的追随者们并不反对贸易活动，但是，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农业共和国，而不是一个商业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拥有独立自由的普通农民，他们与欧洲人做生意只是为了换取国内尚不能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这样一来，这个新生的国家就不会受到城市奢侈生活和农村赤贫状态的交叉感染，有效地避免惨烈的阶级斗争以及国民道德的腐化堕落。他们感觉这些东西完全是欧洲旧世界的社会特征。具体地说，金融市场这条神秘的大动脉就是这样一个管道，透过这个命脉，政治方面的瘟疫可以轻易地穿透整个健康的社会肌体。

严格地说，这个危险既不纯粹是经济方面的危险，也不纯粹是道德方面的危险。汉密尔顿的“雅各宾派”政敌们反对的不光是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他们还认为在这些计划背后肯定还有一个邪恶的政治阴谋，即建立一种金融大亨与政府官僚联手执政的“金钱贵族统治制度”，这样一来美国革命用鲜血换来的*政治成果势必荡然无存。人们认为，杜尔正是这个反对共和制度的“贵族宗派”的元凶首恶。一句话，他是汉密尔顿与华尔街协同作战的一个缩影，即他们同属于一个托利党反革命集团。

当*与共和派看到自己的政敌开始与华尔街联手时，便认为这是政敌们企图建立英国式秘密金融贵族统治的阴谋。遥望大西洋彼岸，他们很容易发现金融寡头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英国，金融寡头与国家君主私相媾和；在美国，金融寡头大概就是与行政机构媾和。这样一来，政府将会变成贵族特权阶级的专属领地。杰弗逊一派反对君主专政制度，他们认为法国和英国庞大臃肿的行政机构就像破败的巨轮一样漂浮在国家公债的海洋上面。自然而然地，如果政府要发行债券，那么就需要有庞大的银行机构来购买这些公债，需要通过运行机制良好的金融市场来发行公债，还需要引入全新的投融资工具。如此一来，一个数量庞大的国家债券交易群体也就应运而生了。皇权与金权的阶级联盟使得国家政权赖以取得政治权威的独立选民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杰弗逊认为，汉密尔顿为这个新兴国家设计的宏伟蓝图有一宗真正的原罪，就是“为当前共和制的政权蜕变为英国宪法中标榜的君主专政政权铺平了道路”。这或许是旧世界不可避免的宿命，但正是为了能让新世界避免这一宿命，美国人民才不惜一战，付出了流血牺牲的沉重代价。事已至此，华尔街自然就演变成了贵族政治与*政治之争的战斗前线。由于事关重大，杰弗逊一派利用政敌在性生活方面的不检点行为来攻击对方的政治手腕似乎也就没有什么不妥了。

贵族老爷（4）

杰弗逊的追随者们不知疲倦地为人民敲响长鸣的警钟。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政治评论家、政党喉舌以及政客们提醒人们要时刻保持警惕，银行家和投机商正在利用政府的国家信用牟取私利。虽然华盛顿总统本人最终还是赞成了汉密尔顿的战略规划，但是也开始忧心忡忡起来，他询问自己的财政部长：新的资本难道不会因为“一小撮儿*的证券交易商们”的阴谋而威胁到共和制政府的政治前途吗？对于这号人来说，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大有油水，它是贵族统治与金钱统治之间的邪恶联盟。这些债券的原始持有人主要是贫困的退伍老兵、农民和其他平民百姓。投机商们可以从原始持有人那里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空各州政府以及大陆会议发行的各种债券。按照汉密尔顿的计划，一旦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这些富裕的债券买主们就会重新审视这些曾经一文不值的债券，希望看到这些债券的面值完整无缺了。

路线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有人在教堂里向群众散发耸人听闻的传单，路线斗争也成了小说、诗歌以及报纸打油诗的创作素材，戏剧舞台上的幽默讽刺剧以及政治舞台上白热化的长篇血泪史中，这场斗争仍然在持续升温。《民族公报》（National　Gazette）发表了一篇题为《事实的编年史》的政治讽刺文章，文章作者菲利普·弗瑞纽（Philip　Freneau）断然宣称1791年是“投机商们取得统治权”的一年。他滑稽地模拟了一个创建美国贵族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贵族们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