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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权力，拿*他俩吓唬我们，来*想退社的人。连我们都没想到，刘盼田还真是一条汉子！他一上台就当群众的面顶烟上地喊上冤了，虽遭了毒打，却仍不动摇、、、、、、我们在下边，若再不吱声，不就把刘大哥一个人撂在上边，太不仗义了嘛！而他平日里却最仗义，从来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

年龄比郭长林稍小点的赵世山：“我们不也是当家作主的贫农出身的社员，谁怕谁呀？最终，最坏的结果，又能把我们怎么的？郭大哥一喊，一带头，我也就吱声了、、、、、、”

厚道、木讷的吴苦根：“这是给、、、、、、给我们逼到刀刃上了，我也吱声了。”

岁数最小的就是炕里那位抱孩子的青年女子的丈夫、这户房主人的乘龙快婿、也是王顺妻的堂弟、李晓晴管他叫六哥的张玉良，说话有时好嘻嘻哈哈，他也张口了：“反正‘法不治众’、、、、、、”

这时，李晓晴插问：“那你们分析一下，严志友与袁辉动手动脚打刘盼田，是否有人布置了？”

还是郭长林先开的口：“不可能！因为刘大哥喊冤是突发的，事先，他们谁也不一定能估计到、、、、、、”

张玉良抢话了：“刘盼田骂的饲养员就有严福财，就是严志友他爸、袁辉他姥爷。给刘盼田定成了敌人，他再反抗，按着他们的理解，不就得像土改时斗地主那样，一是装积极，也正好泄私愤。干嘛不打呀！”

李晓晴：“可刘盼田他不是阶级敌人。只是他俩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对敌人的恨、被错误的引导和利用了。证据就是县委副书记，怎么这么大的一个干部了，刘盼田是不是阶级敌人的这件事的本质他不懂？他们为什么不去制止，不就是想利用吗？”

赵世山：“他有什么水平？不就是在合作化高潮时，他在大王庄地面搞出了突出的成绩，爬上去的嘛、、、、、、”显然他已是在发泄不满了。

这时，年近五十的户主李福林则是更严肃而愤怒地开口说话了：“其实呀！真一切全是利益问题。我们七家，也是利益一致。谁不是为了自己。我只打从一懂事儿开始，三十多年了，先是什么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然后是小日本，然后又是民国政府，最后是这儿解放，我看见的事儿多了。咱这块地方呀，解放前，根本就没有黄世仁那样的地主，而北京的平原那边，兴许有。这儿因不通大路，交通不方便，离八路军的根据地又近，根本就不是穷人怕富人，而是富人怕穷人，富人都怕穷人秋天给他一把火然后逃了。咱小王庄原是大王庄的佃户村，只有几块大片的地是地主的，小块的小开荒的黑地多的是，日子是穷点、苦点，可也真好混。一是大家心齐，二是不管是小日本还是国民政府，谁也没来清点明白，连抓兵都抓不着，很多人连户口都没有。可土改后就不同了，那黑地都折合成好地，什么什么都登记在册了。翻身做了主人，这几年感觉上是好了。可去年，俺一入这大社，感觉就有些不对了：过去，东家得听我们的，可现在我们得听干部、政府的。从古自今，就没有一个政府能消灭私产——说得倒好听：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可去年，一消灭私产，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又回到给地主扛活的那些个年头了。而且，我看，还不如那年头了。那年头有黑地，东家怕穷人。而现在，我们只算还有这院子、房子。但，也得说句实在的话，这院这房子可比解放前强多了。”他咳了一声，“我就不明白，土改后，这互助组，初级社这几年多好呀，干嘛非要搞这高级社呢？这高级社化，对生产、对大多数农民有利吗？我看，对我们就是没有利。但，政府为啥偏要这么搞呢？这几天我也琢磨了，就是为了打着大家为集体的这个幌子，叫咱们为了在内部争利而窝里斗，什么事也别想像过去那样能瞒过政府，这农村也就好控制了。国民党和小日本，全没有这么精呀！现在真就把咱们这小王庄所有的人全给控制住了。处处都得去听干部和政府的。什么集体所有！什么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解放前，我们穷人之间那才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呢！”

这时，木讷的吴苦根，也符合了一句：“土改是把地分给了我们，只让我们热乎了这么几年，这一高级社呀，不就又变相给收回去了、、、、、、”

方才还嘻嘻哈哈的张玉良，发现李晓晴和杨光的表情都有些变了，先前还是亲亲热热，这时不光是严肃，而且似有惊愕了，这时，他有些害怕了地忙尴尬地插言：“爸！咱私底下能议论的嗑，怎么能向表妹他俩唠呢？人家是党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会认为这些嗑是反动的。怎么还能把干部、政府同过去的地主、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