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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10月初，日军刚刚撤退时，薛岳就急不可待地向蒋介石报捷：

“……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我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

白崇禧、陈诚也都向蒋介石发去了捷报。

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党政军各界要人又纷纷给第9战区发去贺电。

蒋介石电文：“……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捷报传来，举国振奋，具是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勉，所有此役有功人员，希切实查明评报，其死伤官兵，并应查报，以凭奖恤，自兹胜利初基业已奠立，我将士之责任愈重，务望勉励所部，格外戒慎，倍加努力，勿骄矜，勿懈怠，光大战绩，用集大勉，至深企盼。”

国民政府电文：“薛长官伯陵勋鉴：此次寇犯湘北，关系战局綦重，该长官指挥有方，所部忠勇效命，歼除顽敌，保障全湘，捷报传来，举国欢庆，应即复电嘉慰，并饬传谕所属，益加奋勉……”

何应钦电文：“长沙薛长官伯陵兄：湘北会战，经获全胜，捷音传来，良深欣贺，吾兄指挥有方，杀敌致果，厥功无伟，敌人遭此惨败，心胆俱寒，仍希再接再厉，奋迈前进，以获全功。”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方和国民党方面各自都公布了己方统计的战果：

日方声称此战毙、伤、俘国民党军万余人，而日方的伤亡数字仅为3600人；

国民党方面则宣称日军死伤3万余人，第9战区的伤亡人数为4万余人。

事实上，当时双方在作战中究竟各自损失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已无法确切查清。

那么，这一仗究竟是国民党军胜利了，还是日军胜利了呢？

从当时国民党方面的宣传看，显然是将己方作为胜利者。而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甚至连国民党方面把此次会战冠之以“长沙会战”的名称，都认为是不准确的。他说，第11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长沙的提法，而是要在赣江与湘江之间打击中国军队，若作战进展顺利则相机攻占长沙，因此，如何有日军兵败长沙一说？在冈村宁次那里，这次会战被称为“湘赣会战”，并认为他才是胜利者。

当时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兼作战科长赵子立，1984年曾撰文指出：“此次会战，我军是逐次抵抗，且有既设阵地可供利用；日军是攻者，常暴露于我阵地之前，其伤亡不会比我军少。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说是‘长沙大捷’，有些夸张。”

有学者曾指出：此次会战，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战斗结束后，双方军队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做好了万一长沙不守的多种准备，所以将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视为胜利。

薛岳错失良机（2）

这种分析应该比较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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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加号作战”方案（1）

湘北大捷，中国军队横渡汨罗江，收复新墙河，进逼岳阳。

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会议正式通过《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其中指出：至1941年秋季以后，在华日军应转入长期持久战的态势，而在此之前的夏秋之际，应“发挥综合战斗力量，对敌施加强大压力，以期一举解决事变”。

日本陆军部次官阿南惟畿在会上提出了应“进一步考虑关于积极努力解决中国事变”的意见，并受到重视。

阿南惟畿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大学。从陆军大学一毕业，就被选拔为日本天皇的侍从武官，受到日本天皇的偏爱，成为日本皇室有意挑选培养，放在陆军中，作为制衡随着战争的持久与扩大而日益跋扈起来的陆军势力集团的一名心腹将领。所以，尽管他并没有多少战功与实绩，却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提升得很快，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陆军部次官。

4月中旬，阿南惟畿带着大本营的指示，从东京来到汉口，接任第11军司令官的职务。随后阿南惟畿便指示其参谋人员研究夏秋期间对长沙进行作战等有关问题。

6月，阿南惟畿在第11军的一次幕僚会上明确指出：攻取长沙不成问题，高山、大河何所惧，应立即进行具体研究。他还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