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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生一样，总会不时产生一种非常茫然感觉，找不到了生命价值的支柱，甚至无法明白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到底何在。再细细思量一番，无外乎是吃喝拉撒睡，以此来维持生命机体的正常运转，而其他所有的事情，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什么声誉、权力、金钱，这些身外之物，说是人生的拖累也一点不为过。

原小生记得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诡辩题目：人生的最终目的就是死亡。结果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题目给推翻。后来也不知道谁打了小报告，把原小生的这个诡辩题目传到了辅导员的耳朵里。辅导当然不会去跟原小生争辩这种无聊的题目，就把原小生狠狠地训责了一顿，说原小生这是不思进取、蛊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乱，还硬生生地原小生扣了一顶大帽子——思想上有反动倾向，脑子里有法西斯孽根。

这位辅导员也许是吃错药了，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竟把一个学生偶尔发表的一个带有诡辩性质的小见解，一下子拔高到了思想政治的高度。好在不是**年代，要不然辅导员的这顶大帽子，弄不好会要了原小生的命，起码会让原小生在监狱里待上一段时间。

后来事情就闹的有点大了，辅导员训责完原小生之后，还觉得不够解气，又报告给了系党委书记。免不了要交调盐加醋地把原小生平时的如何表现不好，也说了一下。这位系书记也不知道跟辅导员，也不知道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也稀里糊涂地跟着瞎参合，发展到后来，竟然要给原小生弄一个记大过处分。

系里的一位很有声望的元宿级教授，就不认同了，说系书记和辅导员这纯粹是小题大做，一个学生发表一点个人观点，那里能扯到思想问题上，简直是无稽之谈，乱搞一气。那位教授虽然在系里并不担任任何职务，但跟市领导的关系都非常密切，系书记和辅导员这才悻悻作罢。原小生也算是逃过一劫。

现在想起大学时代的这些事情，还是觉得荒唐可笑。不过对人生的最终目的就是死亡，当时的这个自己一时灵感发表的观点，却有了新的感触。说到这个问题，不妨首先提高一下自己的思想境界，按照一贯教条的理想主义来考虑人生的问题，来一句比较冠冕的话，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了，说的更肉麻一些便是把有限的生命投身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

然而为人民服务，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念呢？为什么样的人民服务呢。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是一切热爱祖国的人民呢？这个概念似乎有太过于宽泛和模糊了，可以说在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因为没有一个人心甘情愿地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意义，就是为我们身边的每个人服务了。

可是我们身边那么多人，我们怎么去服务呢。谁又为我们服务呢。这恐怕也会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我为你服务多了，你为我服务少了，反而会变成自寻烦恼。倒还不如你不为我服务，那我也没有义务给你服务，大家谁也不为谁服务，要服务可以，拿钱来，这样公平交易，也都扯平了，互不相欠。那么的话，还谈什么服务，谈什么人生的意义呢。这种教条的意义，根本就没办法实现，甚至可以说是社会学说中的广义相对论——离我们的生活实际太过遥远。

看明白了这一点后，人们开始因此而回归人的原始需求——事业和爱情，说的直白一些就是金钱和美女，以此满足自己对社会的私欲。而公众关系学的基本原理，又要求我们在对社会公众管理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一个起码的原则，那就是公平。

但是社会的进步又要求我们，不能整齐划一的实行平均主义，必须拉开一定的距离，来推动每一个人都能心甘情愿地参与到促进社会发展的lang潮中。

为了平衡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向大自然无穷尽地索取，而带来的后果，必然是提前让我们这个星球，走向死亡的道路，提前让人类这个种群在无法满足私欲的情况下，干脆同归于尽。

这个浅显的道理，几乎每一个人都能明白，然而就算是每个国家的高层和中枢人物，也无法摆脱，必须无奈地与之对抗。

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而得出这么一个推论——大多数的人生，其实从本质上来讲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可能是社会的一种负担。

想到这里，原小生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名词——反人类罪。不禁哑然失笑，自己一个小公务员，顶多也就是付乡长，考虑的却是连联合国秘书长都不会考虑的问题，实在有些滑稽，干脆什么也不去想了，猛然抬头却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