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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心思，他们也不希望事情最后演变成发生在中国的国际丑闻。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几年前在平壤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有一位北朝鲜人向驻

平壤的俄罗斯大使馆提出亡命申请，但是被北朝鲜保卫部要员射杀了。北朝鲜显然这次也想

采取类似的方法射死我们。了解到北朝鲜保卫部意图的韩国大使馆方面也在保安问题上采取

了许多措施。　但是这并不代表危险因素就完全消除了。我和金德弘的房间对面是刚果大使馆，

而刚果和北朝鲜一向关系友好，北朝鲜是否会利用刚果大使馆对我们实施射击？这种不安感

也让我无法完全安下心来。　为了我们的安全，韩国大使馆向中国公安部要求加强大使馆周围

的警备，还在窗户上铺了一层铁皮以防止外部的射杀，以做到万无一失。大使馆的这些行动

让我们稍微安心，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见不到阳光了，即使大白天也要点灯才能看清。

我们也不可能希望去使馆外就餐了。除了每周一次的洗澡，甚至我们连房间都不出去。不过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为了防止北朝鲜往食物里投毒，大使馆不再吃外面的食物，即

使是内部做的食物也要提前检查。2月21日，韩国政府专门从韩国国内派遣了一个料理师。

生死就悬在几天之间，精神紧张是不言而喻的。听到中国政府要与韩国协商我们逃亡一事后，

我又开始担心家人的安全起来。即使吃了安眠药，妻子和孩子的身影还是从脑海中挥之不去，

完全无法入睡。再次起床，再吃一片安眠药，才算闭上了眼睛。我想，像我现在这样担心家

人一样，家人同时也一定在担心我吧，想到这些真的要疯了。我向德弘倾诉，眼泪也留了出

来。　德弘一句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家人，还安慰我说，“大哥，不用太担心家人了，到了首尔

会有解决办法的。”听到那些话，我稍稍感到一些安慰，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心还是被对家人

的担心占满。　我曾经和德弘一起起誓，即使牺牲我们的家人也要救我们的民族。但是现在开

始亡命后，我却又担心起家人来，倒是德弘对自己的家人能够一句不提。这样想来，我是否

具有当兄长的资格？我是否具有作为一个爱国者应有的意志？我羞愧的低下了头。　为了不再

看到家人的照片，我把它们放到了箱子最底下。但是，脑海中家人的脸庞是放不进箱子里去

的。特别是吃东西的时候，对他们的想念就更强烈。大使馆方面知道我喜欢甜食，专门准备

了许多糖果。　我和德弘一起吃糖时还没什么感觉，一个人吃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小孙子。已

经两岁的小孙子看到我吃糖都会张着小嘴“啊”、“啊”的向我要糖吃。吃饭的时候也会那样，

“啊”“啊”的让我喂他。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愧疚的告白：如果有朝一日我回到平壤，就不会

将吃剩下的糖留在大使馆了。　大使馆的职员们也看法不一，有的说中国政府会按国际惯例处

理，也有的说不知道会不会拖很久，我问会拖多久，答案是6个月到1年。不过职员也说，

韩国大使馆虽然位于北京，但是相当于韩国领土，中国政府是不会强行进入逮捕我们的。我

说，“那样就好，如果6个月或1年后不能亡命韩国，我们会自己结束生命，我有心里准备”。

很奇怪，逃离平壤后，反而觉得内心更加镇静，意志也更加坚定。

一天之后，2月13号，我从大使馆职员那里得知了北朝鲜的声明，声明中说：韩国绑架

了金德弘和我，韩国要付出代价。中国政府也第一次发表了意见，中国表示将推动相关国家

冷静处理这件事。韩国方面，外务长官将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外交部协商。　所有见到我们的人

都会安慰我们，我觉得减少担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找件事情做，于是就开始整理从北朝

鲜带来的文件。一旦开始，我对金德弘的佩服又加深了一层。他坚信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

的，为了帮助和安慰我费尽了心思，做出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努力。　德弘每天晚上都会收听南

北两方面的广播（虽然信号不太好），然后向我复述大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