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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效果差异之大已经超出了我基本的判断能力，我选择相信专家。一位专业录音师问清我的需要后，告诉我可以选择英国的一个品牌，他认为，即便是音乐发烧友，选择这个品牌也已足以。在我的认知里，音乐就是音乐，我不会为器材发烧，我只希望在自己想听音乐的时候，音箱里飘出来的声音不会构成任何听觉障碍。当然，那注定也会是好东西。

那天，在那个品牌的试音室，我和家人流连了一个上午，在三个不同价位的音箱之间反复比对。最后，选择了一款性能相对均衡的音箱，音色含蓄、温暖、丰盈、清澈，符合我偏重人声和弦乐的要求，加上价格适中，异常欢喜地买下了。

音响送来的那天，于我仿佛是节日。我把预留给音响的位置仔细擦过，把可能阻挡声音传导的物件一律清除，当做工考究，造型简洁方正，涂着赭红颜色的箱体摆在我眼前的时候，我为自己的选择大喜，太漂亮了，与家里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

现在，我十分享受这样的时光：独自一人，将家里的灯光调至朦胧，半靠在沙发上，听音乐在耳边流淌。

每次听西方古典音乐，都会使我的心境瞬间沉静，音乐给我以严谨、理性、深刻、庄严的强烈心理感受，我总是在那样一种特别的情感氛围里，重新感受喜悦与痛苦。所谓的重新感受，是因为那种喜悦和痛苦与日常情感无关，那是一种被从日常剥离而又高度浓缩了的人类精神情感，在那种情感的对照下，日常的情感显得那样琐碎，那样庸常，那样浅白，我为自己拥有和经历的微不足道的小悲欢而惭愧和痛苦。每次听音乐，仿佛就是一次灵魂的受洗，我会因此而泪流满面，也因此而心生欢喜。

一直记得初次聆听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时的震撼。因为看过柴可夫斯基的传记和传记电影，对这位音乐巨人有较多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再听《悲怆》，便愈加地陷入音乐营造的悲怆与痛苦之中。有人曾经在作曲家　1891年的文件中找到这部交响乐的提纲，提纲是这样的：“本交响曲的构思实质是表现生命。第一乐章全是表现冲动的热情、信心和渴望；第二乐章：爱情；第三乐章：

失望；第四乐章以咽气为终结。”

柴可夫斯基是一个真正为了自己内心需要而创作的人。他的音乐中充满他自己生命的声音。从他的音乐里，听者可以看见作曲家真实的灵魂。

乐声飞扬——被音乐鼓舞的灵魂（3）

我想，人要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绝望，才能表达如此深重的悲怆；人要对悲怆有怎样的理解，才能传导出如此撕裂人心的巨大力量。对照那种力量，我觉得自己平庸渺小，我为这种渺小而自惭形秽。那次有关《悲怆》的记忆于我是永久的，因为那一刻的情感体验非比寻常，只有在天才音乐家的创造中，那种庄严的情感才得以呈现。

这样的情感体验，会使我们短暂脱离庸常，而进入更本质的精神世界，逼迫我们更清醒地面对自己。在音乐世界里，我经常陷入自我否定，我会怀疑和批判自己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即我是否把自己的时间和思考都用于了有意义的创造。

我对自身许多行为的取舍，通常就是在这样的自我审视中完成的，我会更听从心灵的真实需要，放弃世人热衷而我认为应该放下的东西，让自己的心灵更加自由和快乐，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纯净和透明。

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我们当然没有那样的痴迷与解悟境界，韶乐也已失传，难知那是一种怎样至善至美的音乐。但在这个物质与喧嚣的世界里，音乐，尤其是中外古典音乐确实可以给人纯净而深沉的洗礼，让人在喧嚣之中保持一份清醒和克制，一份纯粹和自然。

有一点我必须说明，没有人可以做到万变，人人都有限度。曾经的所谓“百变女郎、千面女侠”等说法，都是出于演艺需要而人为造出的各种效果，不是每一种效果都美，都适合，仅仅因为被造型者敢于解放自己，敢于用惊人的效果示人而已。

否定了万变，不等于不提倡个性。中国的政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所有的女官员基本保持同一发式，无一例外。她们选择的发式，就是*女士留了至少二十年的发式：基本没有长度，整体发型走向向后梳立。*女士的干练与洒脱有口皆碑，那种偏中性的发式与她的气质脸型十分贴合，其他人则未必。为什么选择同一发式，也许同中国的行政文化有关。我只想说效果，除了缺乏美感，生硬刻板，还同中国努力倡导的改革开放精神大相径庭，世人会为此匪夷所思：一个最个人化的选择为何会走向同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