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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都没有。

从一楼背后绕出来，潘天棒正在桂花树对小敏许愿：“八月桂花才开，过几个月，我陪你来看桂花，香得遭不住！”

我在背后一拍：“我现在就遭不住！”

从桂园出来，老曾指着市委大院的方向：“这背后当年就是范庄了，我听朋友说过，那里面确实有过地道，但布满了他们的电信机要线缆，所以根本不可能去。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是特园。”

继续向前走，经过已经关门的向阳电影院，在电影院与车站之间，果然有一个纪念碑，碑上写作“中国民主同盟成立纪念碑”，特园就在这碑的背后山坡上。

碑前有一个残疾人，在用断肢和嘴写毛笔字，以此求乞。他的身边，人来人往，就要下班了，乘车的人多起来。

纪念碑边，有一个雕花铁门。穿过铁门走上石阶，就是特园仅存的一座房子，正在维修中。

老曾说：“藏宝图上标的特园，不知道是特园哪里。鲜英买这块地建房的时候，整个这匹山是一个荒坡，只有几个守坟人搭的草蓬。这整座山9亩地，都是特园的范围。但是，解放的时候，鲜英将鲜宅以外的特园内外房产都捐给了国家，只留了一座楼，不清楚是哪一座。”

这幢楼现在叫民主之家纪念馆，我感到奇怪：特园位置非常高，离街道至少有十多米，就算修防空洞，也用不着挖那么深，连到防空洞地道网去啊。

问老曾，他说：“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有可能鲜英挖了很深，而且与防空网接上，原因是鲜英家里民盟人士来往很多。最多的时候，据说有上千人吃饭，就象当年孟尝君一样，当年周恩来有一次来晚了，都只好吃点剩饭剩菜。因此，特园可能需要更深的洞。”

“第二种可能是其他人帮他修了下面的洞，接到山上来了。”

“哪个会做嘞种好事哦？”潘天棒问。

“呵呵，特务机关就会做！鲜英这个人是和共产党走得很近的，而且民主人士来这里集会频繁，发起了民盟。冯玉祥将军当年为这个地方题了一个匾，叫做‘民主之家’。当年只要是带‘民主’字样的组织，都是特务机关紧盯的地方。其实，1938年到1947年，特园一直都是国民党重点监视区。”

“你们看这边。”老曾指着广电局的方向，“解放前，这一带没有什么楼房，可以直接看到那边广电局老大楼。那几年，广电局楼顶上一直架着机关枪，抢口就对着我们这里。”

然后老曾又指着山坡下面：“那个时候，这下面也有很多小商小贩，有擦皮鞋的，卖水果的，卖凉粉小吃的，其实都是监视特园的特务。”

我不禁向下面望了一眼，车站边上除了许多候车的人，小商小贩还真不少。如果那些人有1、2个是暗中盯我们梢的人，已经让人害怕。遥想当年鲜家人，看见下面无数特务，对面楼顶机枪，天天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一些工人正在打磨地面，说是赶着十月开张迎客。我问老曾：“难道这里鲜家一直就没有后人住这里了？他们去了哪里？”

老曾讲：“鲜英一家后来非常悲惨：鲜英57年就被评为大右派，经过11年的批斗，1968年在因为肺炎而死。”

“鲜英的一个儿子，曾经冒生命危险去说服杨森向共产党投降，是使重庆城免于战火洗劫的有功之人。这个人才华出众，当时香港汇丰银行请他做总经理，他选择了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结果，1967年在下班回家时，淹死在长江里面。”

“怎么会淹死的呢？”小敏问道。

“那个儿子当年在南岸汪山林场劳改，右派儿子嘛，每天要挑百多斤的粪水，从长江边挑到山顶。一天下来已经累得不成人形，但他老婆娃儿生病，急着回家。但那个时候的鲜家，连4分钱的过河船钱都付不起，他就只好游泳回家。比他父亲还早死一年。”

“文革里鲜家人没有住这里？”

“1967年，上清寺街道要办无线电厂，把将鲜家人赶出了达观楼。”

我问道：“达观楼是哪一座？”

老曾指着紧邻嘉陵江大桥的那一片建筑：“那边就是，但建筑是重新修的。68年武斗时，参加武斗的一方烧传单，引发了大火，烧了一天一夜就洗白了。”

小敏问：“鲜家后来平反没有呢？还住这里不？”

“平过反了，1985年平的。据说得到的赔偿金不足三万元。鲜家人当时搬回来，住在当年的厨房和书斋。但现在改修”民主之家“纪念馆，鲜家人又搬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