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3/4 页)

有大人都喜欢谈论他们小时候悲惨的历史，语气中还透着得意，他们在爽什么实在令我不得而知。每次我吃饭的时候，我妈就说她小时候没有饭吃，吃土；我买衣服的时候，我妈就说她常年只有一件衣服；我每次洗澡的时候，她就说她做完饭之后在大铁锅里洗澡。每到这时候，我总是假装没听到，免得被她那些越来越骇人听闻的事迹吓倒。

我妈说她冬天的时候没有鞋子穿，冷得把脚放在羊底下，用羊尿来暖，我没有理她，过了一会儿，我妈说：“才怪，我从来没有拿羊尿暖过脚。”我笑道：“就是的，这个故事我也听过，好像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上的。”我没好意思提醒她，其实她以前给我讲的好多故事，都是《欧阳海之歌》之类的凄惨的少年儿童故事的，根本就不是她自己的。

记忆是最不可靠的。对于自己来说，是宁可信其有；对于听的人来说，是宁可信其无。电视上最喜欢请那些有传奇经历的人口述历史。接受采访的那些人最不愿意怀疑他们的记忆，他们的一生因为仅有的那一点传奇经历而经常被采访，因为不断地讲他们那段传奇经历，讲得自己深信不疑，而且不断地加进去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我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仰头望天：‘真是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然后又挤出两颗眼泪——老人的泪腺总是丰富的，总有两颗泪水在眼眶里蓄着，随时准备煽情——渲染得越多，他们就越坚信，他以为这个记忆是他独有的，是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的，所以在他们自己记忆里越来越放肆。

不过，他们还是被我原谅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撒谎的记忆让每个人都很高兴：观众很高兴觉得自己融入了天开云散的催眠境界；主持人很高兴得到了一段劲爆的历史；讲述者本人最高兴，可以继续甜蜜地和撒谎的记忆相依为命。

有多少眼泪可以相信

我很羡慕哭得出来的人，我发现他们本质上是很乐观的人，跟我装结巴学瘸子扮飞机的乐观不一样。而像我一样悲观的人，虽然常年郁闷，但是看上去却是晴天不落雨，一点儿也没有要哭的迹象，即使被打了也还是一副痴呆的表情。

我就只好看电视，看一看有没有让我哭的情节，证明我是否正常人，或者说是一个正常得多愁善感的妇女。结果我发现自己果真坚强残忍得像一个男人，经常对着电视喊：“快点儿死快点儿死，再不死我就换台了。”“开枪开枪，打死他！”“被甩了吧！谁叫你脑袋上插一朵粉红涤纶花。”后来我就被我自己震惊了，我完全无法被电视剧本的绝症、失恋、自杀所打动。

我只好使出最后一着，我换台到一个访谈节目，不过我马上就换台到一个访谈节目，我看到主持人很舒服地坐在椅子上，劝说嘉宾：“不要忍着，难受就要发泄出来。”于是众人就期待地看着嘉宾的眼眶，这时候摄影机就把镜头推到嘉宾的眼睛上，过了好久，嘉宾没哭出来，所有人都略感遗憾，摄影机就照一下嘉宾的手，示意我们“他还是很难过的，你看，他都把自己的手纠结在一起了。”然后才无趣地再把摄影机退回来，当他们又说起另一个哀伤惨烈的经历时，主持人对嘉宾说：“要勇于面对自己不幸的生活。”摄影机再次凑到嘉宾的眼皮底下，他的眼泪终于被逼得飙出来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主持人得意地递上卫生纸，似乎说：“我们早就知道会这样，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这样摄影机再照到观众席上擦眼泪的人，最后再留一个光明的尾巴，节目圆满成功。

我虽然在电视机面前笑得十分起劲，但是我想如果我也上这样的节目的话，我也会哭的，压力好大呀！所有的灯光气氛摄影群众都是奔着一个目的去的，不成功便成仁，于是大家就皆大欢喜地都哭了。这种无人幸存的状态是很容易令主持人骄傲起来的，还很容易立下伟大的理想：“我要让每个上节目的嘉宾都哭！”

看完节目之后，我企图使劲地悲怆起来，便开始怀念中午掉到地上的红烧肉，开始大声地哭泣，哭到最后，把自己感动得无趣和疲惫，就睡了一觉，醒来以后，就像电视上演的一样：“什么事也没有啦！”除了哭丑了一点。这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个正常人，真是功德圆满。

我本传统

杨非雪以失聪者的大嗓门叫道：“方舟，有你的信！”她像搓人民币一样，搓搓信封说：“这么硬，一定有照片。”信封刚刚拆开，她就在我的脑后尖叫起来：“是谢霆锋，谢霆锋给你写信了！”我说：“拜托，你看清楚了，这是谢霆锋的fans寄的。”彩色信纸上，一上一下一大一小印着谢霆锋的两张图片。头发披着，墨镜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