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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又带回一包著作，高兴得什么似的。

回到家里打开包袱一看，一共是五部著作：一部《论语疏义》，一部《孟子疏义》，一部《商君书笺释》，一部《思远堂诗草》，最后一部是《易经解读》。安石夜以继日，很快就全都读了一遍。

汉唐以来，注疏孔、孟，都只重句逗诠释，叠床架屋，细烦琐屑。逢源却别开生面，着眼于经义的阐释，志在宏扬先圣的微言大义，与安石先前读过的江西刘敞的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正是安石所推崇提倡的一种治经方法，自然先就得了个碰头彩，有了心心相印的情好。

安石无书不读，《商君书》当然早就读过。他受的是儒家的正统教育，尽管通达，并不因人废言，可对商鞅、韩非的学说，还是有些敬而远之。逢源却不一样，直言不讳地推崇商鞅。甚至说，当今天下，积贫积弱，唯有耕战才能治标治本。这话对于安石，真是石破天惊！细想，也未尝没有一点道理？耕而富，战而强，积贫积弱不就可以彻底改观了吗？当然，那个时候苛法愚民的措施，如今是绝对行不通的。

还有一点，也引起了安石的思考。

在逢源那儿，孔、孟学说的阐释与推崇商鞅，一点也不冲突，各行其是。再一细看，才发现，并不是不冲突，而是原本就毫不相干。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它们的内容而言，原本是互相对立、难以共存的。商鞅明目张胆地将诗、书、礼、乐、仁、义、修善、孝悌、诚信、贞廉等，当作祸国殃民的“六虱”来攻击，逢源不可能视而不见。可为什么它们竟相安无事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这几本著作写于不同时期，逢源的思想前后有些变化，且每一时期有他的思考重心。安石的思索，并没有到此为止。这种纯粹形式上的统一与共存，让他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也许，孔、孟先圣的学说，与商鞅的法家思想，在某一点上有它们的契合点？尤其是在体用的关联上，能不能有所联结呢？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商鞅思想的融入与运用，早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了。不过，这一想法只是偶一闪现而已，也多少有些朦胧，并没有深入展开，根本没有这里所说的明晰具体。此后，安石似乎也没有再认真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但沉入潜意识的东西，却能持久发生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思考的方向，并非不可思议。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多少能够明了安石以后的思想历程了。

安石自己钻研过《易》，还写过一部《易解》。但他对于《易》，始终有一种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感觉，对自己的解读总不那么自信。以一个行家的眼光来读逢源的《易经解读》，自然别有一番情趣。而逢源《易经解读》最奇特的地方在于：书后附了六十六首《读易绝句》。除开头结尾的《引》、《煞》两首之外，每卦一首，或隐括卦意，或抒发感想，或借题发挥，真正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引》写道：

三皇五帝到于今，说尽三才是此经。仰止高山穷碧落，韦编三绝始为零。

《煞》则写道：

读罢图文自掩扉，所思不见泪沾衣。由来解道里中手，只索书空向落晖！

《乾卦第一》写道：

风云水火气相联，众口汹汹道九乾。一意如能为百姓，藏飞潜用不关天。

下面各卦，也都无不叫安石爱不释手。他的诗稿也都耐读，只是多少有些忧郁，让人揪心。

读完逢源的所有著作，安石越发想见逢源了！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候，逢源自己到扬州城来看他了。

逢源头上戴一顶玉冠，长方脸形，多少有些瘦削苍白；长眉凤眼，顾盼生风，只是时不时地夹着些阴郁；穿着一件纯白长衫，更将身子衬得挺拔修长，真正是一种玉树临风的风采。

安石一见，就大步迎了上去，叉手说道：“逢源先生，与我想得一模一样！”

逢源打量着安石，见他气度沉稳坚毅，恢宏豁达，更有一股逼人的英气，叫人肃然起敬，一面回礼，也情不自禁地说道：“安石仁兄，果然不出我所料！”

第一次见面，两个人竟都说出这样的话，似乎有些莫名其妙，连他们自己好像也都有些惊讶，但略一迟疑之后，两个人又都哈哈大笑了。或许，这该是他们唯一能有，也唯一该有的会见方式吧！

安石感叹道：“要不是从宴会上听到琼花唱歌，在雅士居看到您的填词，我还想不到去拜访您。白白耽搁了许多时光，真是太可惜了！”

逢源也惋惜：“只怪小弟过于孤傲偏激，不愿结交官府，没有早早来拜望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