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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失利，得有人承担责任。陷害功臣的罪虽免了，措置失当却难逃其咎，范雍先被贬到安州去了。其他有干系的，前后也都被贬到了一边。

贬了人，还得充实力量。已经升了起居舍人、知制诰的韩琦，恰好打四川归来。西夏的事，他原先不就说个正着吗？皇上立马召见了他，他也说得头头是道，皇上就让他做了陕西安抚使。皇上还说了几句大话鼓励他：“异类跳梁猖獗，全都因为承平日久，官军疏于战事，锻炼几次，他们就会所向无敌了。眼下的小挫折，不过为后来的大福开路而已！朕专听你的佳音。”

韩琦字稚圭，原是个胸志阔大、疏略小事的人，见胜不见败，见进不见退，根本无需鼓励。要是心径稍为细密一点的，就该为皇上的大话多少淌些热汗了。

韩琦很快又升了枢密直学士，陕西副经略、安抚、招讨使，成了夏竦的副手。他中榜元才几年，人不过三十，就被人尊称为韩公了。新任不久，他就上书举荐远在越州的范仲淹，代替范雍治理延州。先前，仲淹已由饶州调往越州了。除了历年的政绩，仲淹也关心边事，有些奏折还相当有见地。这些，都是韩琦推荐他的根据。朝廷忌讳的事，韩琦也毫不回避，而且话还说得特直白：“陛下当此焦虑国事、食不甘味之时，微臣怎敢以朋党之嫌避不言事！此心此情，天日可鉴。若有一丝涉及朋党，误了国家大事，请诛臣九族，以谢天下。”韩琦的父亲韩国华，也是进士出身，做到右谏议大夫，从四品，还颇有官声，他也算是名门之后，又是少年得志，所以气粗得很，不怕将话说得山高水险。

不过，朝廷多事，似乎已没有那份闲心问什么朋党了，不但同意用范仲淹，还要他与高若讷一起到陕西去建功立业，他做陕西都转运使，专管钱粮草秣；高若讷则升知永兴军。

还是谏官旁观者清，劝仁宗皇帝：“前几年，高若讷说范仲淹迂阔无用，朋党兴事，闹得沸沸扬扬。如今叫他们一起守边，于理于事都有嫌隙难补。万一他们再闹意气，两败俱伤事小，坏了边防却敌，可就是大事了，皇上不能不慎重！”

皇上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何况，意气不和为私，守边却敌为公，怎么着他们也不会因小失大，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去闹意气，泄私愤！实在不行，先下道诏劝诫一下也就是了。”

谏官还是不赞成：“皇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元昊气焰正嚣张呢，万一有个闪失，就追悔莫及了！”

仁宗到底接受了谏官的意见，将高若讷仍留在朝内，只叫范仲淹去陕西做了都转运使。

还不止于此。仲淹的官儿，不久更超升了，做到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最怪的还是，这次超升，主要竟得力于他的老对手吕夷简。

仲淹被贬到饶州不久，吕夷简也因为与老丞相王曾斗法两败俱伤，被贬出去了。在外面折腾了几年，才重新浮出水面，还朝做了丞相。仁宗征询意见，是吕夷简第一个提出不次超升的：“范仲淹忠勤国事，是难得的。心地也还细密；经过几年波折，做事该更谨慎了。应该不次提拔，让他直接参与西北战事的领导。升为龙图阁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让他与韩琦一起协助夏竦，取长补短，该比较合适。”

仁宗原意只要为仲淹加官，并没有具体想法，升什么似乎都行，叫他惊讶的是夷简的态度。他们两人那些纠葛，他可是一本清册。他原怕夷简掣肘，阻挠提拔仲淹，现在夷简竟主动请求超升仲淹，这是从哪儿说起呢？他怔怔地瞅着夷简，似乎想发现什么破绽，见他一脸严肃，没有丝毫作弊的意思，这才踏实了，动了真感情，夸赞道：“丞相不计前嫌，真是温厚长者！”

夷简赶紧躬身谢道：“皇上过奖了！老臣不过实话实说而已。”

范仲淹回朝谢恩，仁宗也没忘了叮嘱他一遍：“爱卿这次超升，都是夷简丞相的举荐之力。您一定要冰释前嫌，与丞相同心协力，为国尽忠！”

范仲淹也叩谢道：“微臣说的一向都是国家大事，与丞相并没有个人恩怨，哪里敢存芥蒂！请皇上放心。”

他们互相致谢或许不错，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感谢另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