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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集”就风消云散了。

郭衣洞在“春台小集”的时候，我们可真年轻呀！那时我们从大陆到台湾不久，在生活上各人有各人的问题，在创作中都在各自摸索；有的人甚至在感情生活中也在摸索，郭衣洞就是处于那种状态。他那时，常常灵光闪闪，嬉笑怒骂之中，一针见血，逗人大笑，却又叫人悲哀。我是站着远远地欣赏他。三十年后在爱荷华，我才在柏杨身上认识了郭衣洞。他离开“春台小集”，原来是因为他离了婚，离开了救国团，以为我们会对他有意见。“衣洞，我不会！”我说。“你是为了爱情嘛！”我看到他身旁微笑不语的诗人妻子张香华，才想起他以前那次为爱情而“身败名裂”的婚姻，早已因他坐牢而破裂了，但他终于碰上了香华——衣洞晚来的幸福。

“衣洞，我真为你高兴，你有了香华！”

“我也为你高兴，你有了安格尔！我们的晚运都很好。”

“衣洞，我以前没想到你会如此伟大！”

我们大笑，两人都有了斑斑点点的白发。

炉边漫谈（2）

也是在三十年后，在爱荷华，我知道了衣洞的身世。他1920年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中等家庭，乳名小狮儿，一岁多母亲就去世，受继母虐待，他还以为她是亲生母亲呢。兄弟姊妹每天早上总吃个荷包蛋，他可没蛋吃，站在一旁，心里很难过，不懂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荷包蛋吃。到了十几岁，他才知道自己母亲早死了。母亲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甚至不知道自己正确的生日是哪一天。北方的冬天，小狮儿的手冻裂冻烂了，也没人管。父亲在外地工作，回家发现他满身被继母打的伤痕，把他带到祖居河南辉县。他在当地一个学校读书，老师很凶，时常体罚学生。他算术本来不错，结果他的一点算术头脑，就给老师打坏了。

小狮儿考取辉县私立百泉中学，学校规定学生星期天也留在学校，不能外出。小狮儿偏在星期天溜回家。有一个星期天，老师发现了。小狮儿和老师争辩；老师动手打他，把他拉到校长室去。他抗议老师打人，校长威胁着要叫警察。他拔腿飞跑，这一跑就再也不回去了——被开除了。

小狮儿回到开封，父亲骂了他一顿。他考上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念高二时，抗战爆发，他停学从军。后来进了四川三台的国立东北大学，1946年毕业——抗战已胜利，他也到了东北。

衣洞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1968年因文字惹祸，被囚于火烧岛；1977年释放。他把生日订为三月七日——他入狱的日子。

柏杨已出版小说、杂文、诗、报导文学、历史著作等五十几本书。柏杨在台湾，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铁窗。就是在狱中，他也写作，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历史年表》。出狱之后，他继续写作，主要是将《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并加评语，成为《柏杨版资治通鉴》。

柏杨以六十年代的杂文而名满天下。他开始写杂文的时候，正是我一生中最黯淡的时期，绝于文友以及他们的文章。1964年我到爱荷华后，才在台湾报刊上看到柏杨杂文，泼辣尖锐，挥洒自如，纵而有时略欠严肃，但主题总离不了人权和人道——二十世纪两大问题。柏杨是谁呢？柏杨杂文，似曾相识，杂文中的“悲”和“愤”，早已在郭衣洞五十年代的小说中萌芽。原来柏杨就是郭衣洞！我十分后悔在台湾时没有多认识他，但十分高兴衣洞“化”成了柏杨。

柏杨说：“选择杂文这一文学形式，是因为现代时空观念，对速度的要求很高，而在文学领域中，杂文是最能符合这个要求的。它距离近，面对面，接触快，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像小说、诗歌，必须经过缜密的艺术加工，把要反映的事象加以浓缩，它的价值和影响力，需要颇长的时间才能肯定。”

郭衣洞小说和柏杨杂文，不仅在形式上不同，所提出的问题也不同。小说所反映的是五十年代在台湾的中国人，因为战乱和贫穷而演出的悲剧；杂文所批评的是中国几千年的“酱缸文化”所造成的人性的弱点，有较强的历史感和普遍性。柏杨终于写历史、译历史——这一发展是必然的。郭衣洞小说和柏杨杂文有一个共同点：在冷嘲热讽之中，蕴藏着深厚的“爱”和“情”。他大半辈子，就是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人情、爱国之情；他就为那个“情”字痛苦、快乐、愤怒、悲哀、绝望、希望……甚至在狱中，柏杨也充满了悲天悯人之“情”。他在狱中写给女儿佳佳的信，就洋溢着那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