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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积贫积弱的问题，那就要治本，要进行变法，不是这么君臣几个人在短时期内所能解决得了的。

民间传说里的包公，小说、戏曲里的包公，长期以来被神话了，被美化了，被拔高了，被夸大了，这些包公，已经不是包公的真面目，可以说是已经进行加工了的假包公。不过这些假包公也反映了一种真实，那就是一千年来广大老百姓（包括海内外华人）善良的愿望。

就是某些貌似荒诞的神话故事，也是在老百姓的善良愿望的基础上产生的。

关于包公死后成为阎罗王的故事，就是来自当时的一句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这就是说，对任何官员都可以打通关节，就是对阎罗王和包公打不通。说书者和演戏者因此就会想到：在阳世里老百姓有冤难伸，受屈而死，死后就会成为冤死鬼，进入阴间的枉死城。年深日久，枉死城鬼满为患。何不请包公去兼个职，日理阳，夜理阴，两头兼顾，让许多冤死鬼沉冤得雪，早日投胎重回人世。不过这样一来，包公早晚会被累死，不如让包公在百年之后，去当专职的阎罗王，这更符合老百姓的愿望。在人世间找不到包公，死后也可以找，如果他当了专职的阎罗王，那不就更好找了吗！

在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间，某些官员在飞黄腾达之后，忘恩负义，停妻再娶的故事颇为不少，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活捉王魁》等等皆是。老百姓同情弱者，痛恨忘恩负义的人，总希望有个青天大老爷出来主持正义，把他们狠狠打击一下。如果这个忘恩负义者来头很大，老百姓更希望有个不怕惹火烧身的清官来摸老虎屁股。包公严惩陈世美的故事恰好满足了老百姓的这种愿望，所以不胫而走，长期流传。

在这个故事里，老百姓考验了包公——看他敢不敢触动皇亲国戚；也考验了皇帝——老包敢动你的女婿，看你还能不能沉得住气？包公和皇帝都经得起考验，老百姓为此感到万分高兴。虽然许多情节都是虚构的，历代观众都能够慨然允许并且欣然接受了它。大家觉得舞台上的包公形象是真实的，历史上确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在老百姓含冤负屈而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时代里，大家宁肯相信人间确有这样一尊“正义之神”存在，因而也感到很大的欣慰。

老百姓爱戴包公，是因为他能主持正义，不畏权贵，为民伸冤，为民造福。我们敬仰的是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破案的技巧和能力。可惜有一些民间故事出现了离奇的情节，让包公主持侦破疑难大案，把他写成了一个东方的福尔摩斯与古代的刑侦队长，这就使得包公异化，虽然不是面目全非，至少是让他世俗化了。

皇帝发现了范仲淹

还在刘太后垂帘听政，赵祯自己没有管事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就已经为大宋帝国的内忧外患而担心，时时留意希望发现一些能臣，将来好当自己的治国帮手。当时究竟有哪些内忧外患？说起来也简单，就只是两个字，内忧是“贫”，外患是“弱”。

你看，大宋帝国的京师，锦绣天街，花花世界；灯火樊楼，彻夜通明；灯红酒绿，千金买醉；笙歌鼎沸，歌舞升平。这还能叫“贫”么？当时的社会，看上去富贵繁华，似乎财大气粗，实际上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达官贵人，奢侈无度；贫民百姓，度日如年，一遇灾害，就会大乱，国家有极大的隐忧。

大宋帝国养兵百万，一旦出师，刀枪眩目，衣铠鲜明；登山涉水，宛若长龙，前不见排头，后不见排尾。如此阵容，如此声势，还能叫做“弱”么？可是人人皆知，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表演的。所谓“东京八十万禁军”，吓唬老百姓有余，对外作战就很难打胜过一回，经常是一打就垮，一触即溃。

这个“贫”与“弱”的后遗症是谁留下来的？外人不知道，赵家的子孙大都了然于心。因为历代的账簿都保存在皇宫的档案里。只要没有大灾，国家的财政收入年年都差不多，为什么经济越来越困难，那是因为开支增加得太快了。也就是冗官（吃饭不做事的官）太多了，冗兵（根本不能作战的兵）也太多了。

太祖赵匡胤时期，还很俭约，州、县地方官还有很多缺额，哪有冗官。全国兵员不过30多万，还在整编、裁汰之中。因此年年结余，仓库皆满。太宗赵光义弑兄夺位之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帝位，大量开科取士，并且提高文官待遇，收揽人心，官员总数较太祖时期猛增七八倍之多，由此出现了冗官。他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两次贸然对辽作战，把军队扩大到了60多万，连续两次战败，军队溃散的就有30多万人，以后还得陆续收编。他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