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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低声音说：

“一定是五号那家老夫妇去告状的，老人家最吹毛求疵了。”

一会儿，考夫曼太太提着菜篮子晃过来：“好辛苦啊！”

她看看四周，悄声说：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电话给警察的，他们看起来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海蒂搁下脚踏车，漫步过来，笑着说：“德国人就是这样，讨厌天下太平静了，

所以鸡毛蒜皮都看成天大的事。你可别太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纵声笑了，邻居的善意安慰令我忍俊不住，他们何从知道，在我来到这“讨

厌的”、“一板一眼”的德国之前，我住在一个多么不一样的社会呢？！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来到。红砖人行道上，突然摆起了面摊。老板娘手脚利

落地撑起布篷、架起桌椅板凳，老板开始洗锅洗碗洗菜。客人欣然入座，先吃面、

继之喝酒，继之划拳唱歌，继之口角打群架，老板把唱机开到最大音响，培养气氛，

我们在屋里挣扎睡着，等待天亮。

油腻和烟火终于使人行道上的红砖变成黑酱色，鞋子踩过往往就黏在地面，不

能拔脚。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面摊老板取得了协议。那个傍晚，面摊没有搭起来。

倒是来了许多工人，七手八脚地搭起了一个大帐篷，占据了整个人行道，还有半边

行车的大马路。

有人要办丧事了。

供着死者照片的道场布置起来了，摇着铃的道士、唱着佛的和尚、吹着唢呐的

中乐队、打着大鼓的西乐队、对着麦克风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子”，还有那受雇

而来五人一组的“五子哭母”公司哭成一团，还有那脸上涂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

人。边唱边扭腰

日日夜夜，在我们的人行道上。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到来。那个时候，我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一板一

眼”的女人，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告状，耳边还有忘了取出的耳塞。偶尔，警察因为

不堪其烦而来，总带着谴责的眼光看着我：“摊贩都是可怜人，为了生存，没办法

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丧事，中国人情嘛，反正丧事也不会天天有，

忍一忍就好了。”

当然，我实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权利，只是一个房子外边的人行道罢了；我知道，

有人在买了新公寓之后，发觉楼下人家突然变成一家铁工厂，电焊器和打铁机每天

激炸着金属摩擦相撞敲打的巨声，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壁紧邻每晚发出缠绵而不可

道人的呻吟声，门上已经挂出“按摩”的招牌，大人忧愁着不知怎么告诉年幼的孩

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时，在我们大楼的顶楼空地，我发现有人运来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属

于谁的小屋，一栋又一栋奇怪，当初买卖契约中不是写明了：“顶楼空地由住

户共同使用”吗？

拔掉最后一株固执的蒲公英，我们这段人行道就像整条街其他路段——样既整

齐又清洁了，只是失去了一点阑珊浪漫之意。往后的日子里，每个周末都是拔草的

日子。草，尤其是石隙里的野草，长得比日子的更迭还快。于是有一天，我也去买

了一个小瓶子。

面对着六十公尺长的人行道，看见黄色的野花星星似地点缀着路面，我领悟到，

我从一个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牺牲整洁和秩序的社会，来到一个为了整洁和秩序可以

牺牲许多东西的社会。“为了整齐，”我想，一边把小瓶子里的液体倒进水壶里搅

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开始浇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我的手里有一块钱

1

雪天，莫斯科街头。泥泞沾满了长靴和裙摆。（听说莫斯科河结冻了。）街角

有堆破烂衣服——不对，是个满脸皱纹的女人缩蹲在那里，怀里搂着一团毛毯——

啊，毯子里露出一张一两岁小孩通红的脸。

往大衣口袋里掏钱；柏格莫洛夫，他是莫斯科的年轻作家，拉着我大步地走开。

“省省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