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3/4 页)

厉王贪婪、暴虐，又严禁议政，国人对厉王不满，开始“谤王”，周厉王大怒，命士臣监视国人，有“谤”者格杀勿论。这使得民众不敢谈论国家政事，对厉王的怨恨不断增加。这时大臣召穆公进谏，劝阻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但厉王不听，最后致使民众暴乱，公元前841年，周厉王被迫出逃，大臣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开始了14年的“共和”执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周召共和”时代。

在“厉王止谤”的经验教训中，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思想来看，民众有口，让民众开口说话，就如疏通河流，人民心中思想才会表达出来，民情民意才能反映出来。堵住他们的嘴，还有几人拥护呢？让民众开口说话，听取民意，共同参政议政，这就是周、召二公号为“共和”的基础，这种主张反映出了分享管理公共事务的执政思维。

第一部分　第17节：共和（4）

“民众说话，共同议政”。这种共和的政治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空前光大，一度出现了儒家、道家、法家等百家争鸣的盛况，各家都纷纷提出议政执政的思想和主张。但这种繁荣的景象却随着秦朝统一全国后建立起来的以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为核心的封建专制制度而萎灭殆尽。在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共和的政治思想始终都难以得到光复。

虽然共和的政治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中泯灭消失了，但这种思想却在西方社会中迅速发展起来，且其内容比中国古代所谓的“说话议政”这种原始简单的共和政治思想要深刻得多。

在西方国家，“共和”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思想。现代社会一提到“和”字，一般首先想到的词都是代表共和政制的“共和”，即共和政体，这也是现代社会对“共和”赋予的最普遍诠释。

共和政治思想的国家公共性观念与西方社会早期国家的特殊形态有关，其理论和实践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时代。古希腊的斯巴达、雅典等城邦，还有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城市国家，都曾是著名的共和国。而最著名的古代共和国，则是公元前509年建立的罗马共和国。

城邦是早期共和政治的载体，它由部落演化而来。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原来基于血缘关系的部落成员转变为城邦的公民，血缘团体所特有的封闭和排外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也转移到城邦的公民团体身上。这种公民团体的独特性在于，对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对内而言，具有公民身份的人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

亚里士多德在论及城邦政体时认为，只有“为城邦全体公民谋利益”的政体才是正确政体，那些“只谋统治集团自己的利益”的政体形式是反常政体。

亚里士多德等早期思想家从探寻理想政体的角度，揭示了共和思想的基本判别标准。这一传统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中发展到顶峰。

从古希腊以及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共和政治思想被称为“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家眼中最理想的政体是“混合均衡政体”。

混合政体思想在古希腊的政治思想中已被人们熟悉，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设计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相混合的政体形式，他认为切实可行的最好政体是将君主制的智慧和民主制的自由结合起来。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对亚里士多德产生重要影响，亚里士多德把民主政体与寡头政体相混合的政体作为理想的政体。在他看来，适合于一般城邦的最优秀政体是共和政体，在其中，权力不专属于任何一方，各种因素通过混合而达到一种有益的平衡。

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进一步发展了混合政体理论，他认为所有纯粹的统治形式或简单的政体形式都会以特定的方式蜕化变质：君主制易蜕变为暴君制，贵族制易蜕变为寡头制，民主制易蜕变为暴民政体。而三种蜕变的政体又会被革命所推翻，代之以新型的政体。每一种政体都会走向败坏导致动荡，陷入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循环之中。波利比阿认为罗马共和国之所以能够跳出这个被动的循环，是因为他们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相混合，使这三种因素得到精确的调整并处于恰好的状态。罗马共和国通过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进行统治管理，这些机构之间互相制约，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避免了自发的衰败倾向。

古罗马政治哲学家西塞罗沿袭了波利比阿的思想，西塞罗认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基本的简单国家政体每一种都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