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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向我除述这个不幸事件时，我为之深深震动，不，不是被事件本身而是被事件的神秘、事件的不可知而震动！它充分说明了在风云多变的1988年的上海，在纷繁复杂的1989年的城市，一千个男女就有着一千种生存状态，他们远远没有被时代所认识，即使认识了也只是走向新的更大的迷宫。换句话说，每个城市男女的生命进程正被无数种力量而推动，在没有真正获知这无数种力量之前，也就没有可能获知城市男女的清晰形象。

只有希伯莱才有的激荡（1）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只不过短短9年时间，以色列便不再是满大街杀气腾腾的绿军装，而以色列前卫的女孩们的裙子里也不再穿着短裤，以赤裸的芳香呈现着她们的青春；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再过10年之后，自己会成为一个珠宝行当的商人，行走在香港的皇后大道，当某个生意伙伴一个电话进来，告诉他一单几十万美金的珠宝生意即将成交时，他会如此兴奋地叫道：马扎尔！马扎尔！（希伯莱语的音译，即“成交”的意思），那情景仿佛当年卡斯特罗少校攻占了古巴王国的蒙巴萨兵营；

那时的他更不会想到后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自己都告别了一度几乎是疯狂追求着的充满激荡的生活，从骨子里开始认为“和平时代，枪是没有用的”，开始为自己新的人生追求作着这样的辩解：有些生活方式是天然地带来的，而有些生活方式则是个人不能够选择的。如果说社会充满了腐化和淫乱、温柔和暴力，那么，要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并继续地捍卫自己曾经的理想，只有凶猛的经商。就是说，只有当自己的双手抓紧了百万、千万美金的支票后，才谈的上新梦想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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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认，有一部现代小说给了他强烈的启示，这部小说叫作《群象》。假如容许他重新再作一次选择，他会再走这条生命之路吗？我们不清楚，我们只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早在1986年，早在中国的左派布尔什维克极力阻挡但解放的洪潮其实已经不可阻挡的八十年代，他已带着一本《点燃朝霞的人们》，带着对一个叫作切·格瓦拉的无限崇拜，从中国上海出发，先前往日本长崎，随后由日本转道以色列，成为大陆中国赴以色列的第二个留学生。

他叫陈建平。

陈建平的人生故事开始于更早的时候，开始于遥远的六、七十年代。

那时，在淮海中路“大同烤鸭店”隔壁的那条弄堂里，他和自己的三个兄弟，总是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共同领略前苏联相对自由的文化和文学，他熟读了《区委书记》、《多雪的冬天》和《你到底要什么》等等小说，那时，陈建平便发现他身处和面对的其实只是一个“狗屁世界”，这个“狗屁世界”甚至还远远没有前苏联来得自由和解放，一种朦胧的想法就这样种植在了他的心头上。

随后是一个叫切？格瓦拉的男子对陈建平的蛊惑。

七十年代初，当他在死气沉沉的7013基地阅读着###作家的作品《点燃朝霞的人们》，他对“切”的人生就有着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男女思想水平的认识，后来，他一直把“切”的传奇放在自己身边，即使到了他已经成为当年梦想摧毁的那个社会的一部分的时候，他新颖的摩托罗拉手机的视屏上还放着“切”的头像。陈建平不想过一种市民式的简单而平庸的生活，不想在“三十六只脚”或后来的“四十六只脚”的生活秩序中成为陈氏家族的传种接代者。他渴望激荡，渴望呼啸，渴望像“切”、像“萨文比”、像“意大利红色旅战士”那样，能够在“危险的生涯”中砥砺生命。

他的兄弟们也是这样。

后来成为美国哈佛大学爱滋病研究所付所长的顾孝钢先生，在进入哈佛爱滋病研究室后，经常一呆便是14个小时，那种疯狂的工作状态其实便源自“大同烤鸭店”隔壁弄堂派生的六十年代的激越青春。

陈建平这样说道：我们不是游击队战士，说得粗俗一点，我们没有男人的“卵泡”。但我们总希望自己的人生与寻常人有所不同。

因此，陈建平将目光投向世界上最伟大的两大宗教的发源地的中东地区，投向了以色利，在那里，为了一个民族的复兴而正在进行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充满了他所向往的氛围，而在耶路撒冷哭墙下进行着的祈祷带着他从来梦想的气息。

不过，1985年和1986年期间，中以关系还非常的敌对，早在1972年当中国恢复了她的联合国合法地位而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发来祝贺电文的时候，其时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