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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项目。拷问是件很禁忌的事情，但在阿拉伯国家却被到处使用。我常常听到有人发誓，说这样那样的折磨不足以撬开他的嘴巴。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从心理上突破最重要：　就是迫使这家伙步步退让，方寸大乱，屈从于自身以外的他人意志，要剥夺他所有的分析能力、对所处环境的控制能力，最后令他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彻底沮丧。刚开始的时候，令对方失去方位感和时间概念是关键。接下来，如果想让效果更明显，应该令对方自行感到危险逼近及生理痛苦，比如利用恶劣环境造成不适，因为直接的压力反而可能强化对方对抗到底的意志，令讯问方事与愿违。而训练的作用是帮助了解这些不同阶段，“适应”它们从而减少惊慌情绪，但这顶多能将必然出现的结果推迟。在以上种种手段下而不崩溃可能非人力所能及。但可以做到保持沉默。为此必须甘于一切。甘于眼看着自己的神经走向脆弱和崩溃，甘于发抖并像孩子似的哭泣，恐惧着，难过着，变成一件可怜巴巴的破衣服，在被人损毁和玷污后丢到地上。接受痛苦。接受死亡。

通过拷问承受度“测试”的时候，我比男同事“轻松”得多。可能是因为我没那么好面子，看到自己那种熊样没他们痛苦。晚上时间我们则是以在医院病房留观的方式度过。疲劳的模样加上氖灯一照，镜子里那个半死不活的人把我自己都吓死了。我身上发冷，止不住地寒颤，两眼不停流泪。多夫过来看我，鼓励我，他用两床被子把我裹起来也暖不热我的身子，便用力地帮我做按摩。护士给我打了镇静。我眯着眼，想盯着多夫却睡了过去，他忧心忡忡地坐在对面，手在我肩上来回推拿。

为了给我们减压，实地拉练没日没夜地开始了，主体内容就是在密集的人群里或者石头和荆棘丛中寻求推进，那荆棘能把牛仔服扯得跟一朵花似的。而所有这些就凭几张假地图和破照片。我们得到的款待如下：在那些连山羊都上不去的陡坡上，险些将脚踝骨摔个粉碎，在漆黑一片的夜里尤其。有人以为脚下是块石头，其实石头根本不着力，因为荆棘下面是个大窟窿。我们还碰到过既不能进又没法退的境遇。全是教官设的陷阱。而在所谓静悄悄的森林里，说不出名儿的小虫子能弄出难以置信的喧哗来。

这可不是开玩笑：　熬苦受累，恢复体力，放松疗法，一幕接着一幕从大清早五点钟一睁眼就开场，要折腾一整天。还有其他七七八八的补充训练：射击，驾驶，电子技术，语言课，地理课偶尔会有男同胞们喜欢的攀岩或单杠练习，但这种机会不多。我们没必要练力量。“像先遣队员”　一样强壮是不可行的，因为不利于隐姓埋名。身型也一样，首先是得丢在人堆里找不出来。也是，我们要去的那些地方，并非放眼都是运动健将。

第四章　特工训练（12）

在忍耐痛苦和熬受酷刑期间，我极快地相信了地狱的存在：地狱就是人世间。我的身体变成了“这一个”身体，它是痛苦的潜在来由，是我隔着距离观看的陌生人。我若是和自己太接近，它便可能变成被要挟的目标，完成任务的威胁，变成一个致命弱点。

一旦把生命看成了死亡的引子，我已经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最悖的悖论。

第三部分

第五章　黎巴嫩和真主党（1）

1994年10月14日：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获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10月19日：特拉维夫Dizengoff街15号，人体炸弹袭击了一辆大巴。21名以色列人和一名荷兰人死亡。

1994年10月26日：以色列－约旦和平条约在位于两国之间的沙漠地带签字达成。

“以色列是一个被敌人环伺的小国家，它必须——以后仍然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这是某篇经典演说的开头一句，鼓动我们为对国家所负的义务去担起责任。第一次听到这话，我很激动；第二次听到，我认为它说得很对；第六次的时候开始有点腻味，等到第三十四次，我宁愿听点别的，虽然在内心深处仍然觉得它不无道理。

老调重谈没完没了，暴力也在这片土地上令人痛苦地周而复始。联盟或者攻击都只基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可能地毁灭。不，这个被打压的民族最令人悲观之处还不在于这些，而是那么几个权力人物的冷酷算计，他们利用民众的绝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怕又可悲。最糟糕的是西方国家却不肯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民众在被人操纵。永远是政治算盘。歪曲可笑的方案总显得更实用而让人感觉良好，操纵起来也简单得多。大多数头头脑脑们都想当然，以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