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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亨利七世派遣约翰·卡伯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卡伯特发现了一种最终证明甚至比西班牙人的银矿更有价值的资源：他发现了鱼。纽芬兰岛周围的海洋里盛产鱼——鱼，大概是15、16世纪欧洲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人们冬季里的主要依靠及全年斋戒日中规定的食物。

然而，首先开发纽芬兰浅滩的却是葡萄牙人，大批鳕鱼很快就源源流入葡萄牙。法国人和英国人不久追随葡萄牙人之后，到16世纪头10年，布列塔尼、诺曼底、康沃尔、德文和萨默塞特的渔民们经常前往纽芬兰浅滩。随着渔船的增加，贸易的性质起了变化，由直接出售“鲜”鱼改为每隔较长时间后在市场上销售数量大得多的“干”鱼。夏季几个月里，渔民们为了晒干、修补渔网，为了烟熏、腌制捕获物，在陆上搭起临时掩蔽所。捕鱼作业达到很大的规模，因而至少在两个方面给欧洲以重大影响。当时，欧洲每年部分时间里有许多人过着近于忍饥挨饿的生活；鳕鱼的经常、巨量的供应，对这样一个大陆来说，相当于一大笔意外收入。此外，纽芬兰渔场培育了接连好几代训练有素、能胜任远洋航行的海员。后来探察北极区、寻找一条东北或西北航道的船只，开始拓居北美洲的远征队，与西、葡两国的舰队作战的英国和荷兰的舰队——所有这些基本上都配置了由纽芬兰浅滩渔场这所严格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海员。

西北欧沿海各国并不满足于捕获鳕鱼。他们仍渴望香料，但是，他们还不准备向葡萄牙对绕好望角航道的控制进行挑战。因此，他们为了寻找一条可通达东方的东北或西北航道，开始了长长一系列无效的探险。他们推想道，既然事实已出人意料地证明热带是可通过的，北极也应如此。1553年，一支由三艘帆船组成的远征队怀着取道东北航道驶抵中国的明确目的离开英国。领队休·威洛比爵士带了爱德华六世的一封用拉丁语、希腊语和其他几种语言写成的公开信，信中声明道：“发现和贸易为远征队的唯一目的”。这封信是写给“居住在靠近强大的中国帝国的世界东北地区的国王、君主及其他统治者”。

这三艘船在刮大风期间分散了，其中两艘船在威洛比的率领下抵达巴伦支海。船被冻牢在那里过冬，全体船员无一幸存，可能死于坏血病。第二年夏天，俄国渔民发现了船、尸体和威洛比的日记簿。日记簿上的最后一段记录作为欧洲扩张所带来的牺牲和悲剧的纪念品是值得注意的：

因而，留在这一避难所“巴伦支海”，过上一星期，就如度过一年，而且，天气非常恶劣，严寒、大雪和冰雹，使天气仿佛冬季似的（当时正值9月），我们认为最好是在那里过冬。为此，我们派出三人朝西南南方向走，看看能否找到有人烟处，他们走了三天的旅程，可什么也没发现；之后，我们又派另外三人向西行了四天的路程，他们也一无所获地回来了。接着，我们再派三人往东南方向走三天，他们回来了，同样没有找到别的人们或任何有人聚居的地方。

在此期间，剩下的一艘船在理查德·钱塞勒的率领下驶抵白海的德维纳河河口。威洛比枉费辛苦地寻找的“聚居地”在这里发现了。经过与当地人长久的讨价还价，钱塞勒和他的一些船员于冬季坐上马拉的雪橇，开始了从白海到莫斯科的惊人旅行。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旅行。钱塞勒知道了俄国沙皇伊凡四世（雷帝）的势力和财富。后者也很高兴首次和一个西欧国家建立直接联系。1555年，英国商人为利用这新的贸易机会，创办了莫斯科公司。

其他探寻东北航道的试图总是面对一道冰墙而告终。因此，人们的兴趣转移到发现一条西北航道的可能性上。对西北航道的寻找是从英国人马丁·弗罗比歇在1576至1578年间的三次航海开始的。弗罗比欧努力组织这几次航海，因为他认为发现西北航线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完成之事，一个出色的有才智的人若能做成这件事，就会闻名于世，交上好运”。他第三次航海返回时，用船满载了他以为是含金矿石的黑石头。当这些石头被发现毫无价值而抛弃在达特福德港时，他对名声和财富的希望亦随之烟消云散。

继弗罗比歇之后还有长长一连串探险家，其中包括约翰·戴维斯（1585至1587年间探险）、亨利·哈得孙（1607至1611年间探险）、罗伯特·拜洛特和威廉·巴芬（1615至1616年间探险）。他们都是英国人，因为在早期探险项目中，寻觅西北航道基本上是英国人自己的事业。他们谁都没有成功地航抵太平洋。过了三个世纪后，才有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越过包覆于北美洲大陆北端的、充满冰块的海域